1942年4月24日下午两点半至傍晚六点
香港筲箕湾渔村；香港至澳门海域；澳门内港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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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筲箕湾，下午两点半）
运煤车在坑洼的土路上颠了快一个钟头，等车停的时候，苏砚感觉浑身骨头都要散架了。一车人从煤堆里爬出来，个个黑得像刚从煤窑里钻出来的，就剩眼白和牙齿是白的。
“这他娘的……”阿强吐了口唾沫，全是黑的。
筲箕湾是个小渔村，几十条破船歪歪斜斜靠在岸边，空气里一股子鱼腥和烂海带的味儿。几个光屁股小孩在泥滩上挖蛤蜊，看见这群“黑人”，吓得嗷嗷叫着跑了。
“老王说的‘船痴张’在哪儿？”陈伯年抹了把脸，结果越抹越黑。
桂花婶眯着眼辨认方向，指着村子最东头：“那边，老王说过，张老头家房顶上插着面破旗，画着条怪鱼。”
果然，东头那间木板房上，真插着面褪色的旗子，布都烂成条了，还能看出画的是条带翅膀的鱼——飞鱼旗。
“这老头……够怪的。”小梅嘀咕。
走到门口，门虚掩着，里面传出锯木头的声音。苏砚敲了敲门，里头有人喊：“门没锁！自己进！忙着呢！”
推门进去，屋里堆满了船模、工具、半成品的桅杆帆索。一个老头蹲在地上锯木板，光着膀子，背上晒得黝黑，全是白花花的盐渍——那是常年出海留下的。
“张伯？”苏砚试探着叫了声。
老头抬起头，大概六十多岁，脸上褶子深得能夹死蚊子，但眼睛贼亮。他打量了一圈这群“煤黑子”，咧嘴笑了：“哟，老王介绍来的？那老小子还活着呢？”
“老王他……”桂花婶眼圈一红。
“懂了。”张老头放下锯子，拍拍手上的木屑，“死了是吧？这年头，跑船的能全须全尾死床上就是福气。说吧，要船去哪儿？”
“澳门。”苏砚说。
张老头盯着苏砚看了几秒，忽然凑近了：“小子，你姓苏吧？”
苏砚一愣：“您怎么知道？”
“老王几年前跟我喝过酒，说他船上救过个数学天才，叫苏砚，戴眼镜，说话文绉绉的，一看就是你这样。”张老头转身从墙洞里掏出个铁盒，打开，里面是张泛黄的照片——老王、张老头，还有个戴眼镜的中年人。
苏砚看到那个中年人，浑身一震：“这……这是我父亲！”
照片上，苏明哲站在两个船夫中间，笑得温文尔雅。照片背面写着：“1936年秋，香港，与老王、老张共饮。”
“你爹是个好人。”张老头叹口气，“那年来香港开什么数学会，被人盯上了，是我和老王连夜用船把他送出去的。他临走前说，要是以后他儿子有难，让我一定帮忙。”
他把照片塞给苏砚：“拿着，留个念想。船我可以借，但丑话说前头——现在海上全是日本人的巡逻艇，还有水雷。我这船小，跑不快，被逮住了就是个死。”
“我们愿意冒险。”陈伯年说。
“不是你们愿不愿意的事儿。”张老头走到窗边，指着海面，“看见没？今天这浪不对劲，东南风转东北风，要变天。我这‘飞鱼号’是快艇不假，但顶不住大风浪。而且……”
他转过身，眼神锐利：“你们后头跟尾巴了。”
所有人心里一紧。
“来的时候我就看见了，村口停了辆黑车，两个穿西装的在盯梢。”张老头说，“现在估计已经通知上面了。你们要从这儿出海，难。”
正说着，远处传来汽车引擎声！不止一辆！
“妈的，追来了！”阿强扒门缝往外看，“三辆车！十几个人！”
张老头倒不慌，从墙上摘下一串钥匙：“跟我来。”
他领着众人从后门出去，穿过一片晒渔网的架子，来到一处隐蔽的小码头。码头上系着条船——说是快艇，其实就是条改装过的渔船，装了台旧发动机，船身漆成深蓝色，不太起眼。
“就这条，‘飞鱼号’。”张老头跳上船，发动引擎，突突突冒起黑烟，“快上来！他们从大路过来得绕五分钟，咱们就这五分钟！”
众人手忙脚乱上船。慧明伤重，被陈伯年和阿强架着。小芸吓得直哭，桂花婶紧紧搂着她。
船刚离岸，村口那边就传来喊声：“在那儿！开船了！”
“快！加速！”张老头把油门推到底。
“飞鱼号”像支箭似的射出海面。但追兵也不慢——两艘摩托艇从另一个码头冲出来，每艇上坐着四个人，都端着枪！
“砰砰砰！”子弹打在船尾，木屑飞溅！
“趴下！”张老头吼着，猛打方向。快艇在海面上划出个急弯，差点翻船。
苏砚趴在甲板上，看着越来越近的摩托艇，脑子飞快计算：距离三百米，速度……我方约25节，敌方约30节，这样下去十分钟内就会被追上！
“张伯！往东！那边有礁石区！”苏砚喊。
“你咋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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