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空气里，又飘满了各样的名号。“大师”、“泰斗”、“宗师”之类的帽子，在街市上飞来飞去，仿佛秋季的落叶，不值什么钱，却铺了满地，踏上去沙沙地响，教人心里烦腻。
这些戴了高帽的，或是红光满面地在台上讲些水泼不进的玄学，或是挂着斑白的须发，对青年人的创造嗤之以鼻。他们的学问，像夏天的汽水，晃一晃便涌出大量的泡沫，初尝时或有刺激的甜味，真解渴的，却没有几分。你若问他一个实在，他便把眼一翻，斥你是“不懂东方智慧”，是“被西方逻辑毒害了脑筋”。再要追问，他便要恼了，那点仙风道骨顷刻剥落，露出青筋暴起的面皮，仿佛你掘了他家的祖坟。
这情形，使我想起绍兴乡下的一种把戏。有人用黄纸画了符，贴在空空的桌案上，便宣称请来了神明，能降福消灾。乡民们是淳朴的，于是磕头，献上祭品。那贴符的人，自然也分得肥鸡白酒。如今这班“大师”，岂不正是那贴符的人么？只是他们画的符，名目更为繁多，或是“国学”，或是“禅意”，或是“宇宙能量”。祭品也不再是肥鸡，而是青年们鲜活的信仰与钱袋。
更奇妙的是，其中一些“大师”的来历，也像那画上的符，是经不起考据的。今日可以是归国华侨，明日便能成将门之后；上午在讲坛上谈兵，下午便能在书斋里论道。查起来，那辉煌的履历，竟如蛛丝般，轻轻一吹便散了。然而偏有那样多的人情愿去信，仿佛那谎言织成的锦袍，比朴素的布衣更值得崇拜。
我于是恍然，我们这民族，大约是总需要一点迷信的。先前迷信皇帝，后来迷信鬼神，如今大约是进步了，便开始迷信这些活着的“偶像”。将自己不愿思索的难题，不敢承担的责任，一并交予这些“大师”，仿佛他们真有点石成金、化腐为奇的神通。这便养肥了那班贴符的人，也愚弄了跪着的自己。
真正在泥土里耕耘的，譬如一个画师，老老实实地画出了底层人的辛酸，他们便说是“丑陋”，是“不入流”。一个学者，在故纸堆里寻出一点历史的真迹，他们便斥为“迂腐”，是“没有灵性”。他们的“艺术”与“学问”，是专为客厅里的装饰与沙龙上的谈资预备的，是光滑的，好看的，也是空洞的。因为这空洞，所以受不得那真实、粗砺的生命力的撞击，一撞，便要发出破碎的响声。
近来又听得有假冒军人的。这行径，便尤其地可鄙。战士的名誉，是血与火换来的，是牺牲铸成的。现在却成了流氓无赖的护身符，拿来欺世盗名，去吓唬那些老实的人民。这已不止是欺骗，简直是对那些忠魂的褒渎了。
要辨别这些纸糊的“大师”，其实也容易。凡是把话说得云山雾罩，教你半懂不懂的；凡是不许你质问，只教你诚心膜拜的；凡是名头响得震天，却寻不出一件实在功绩的；凡是将自己打扮得无所不能，仿佛能替你安排一切命运的——你便须十分地警惕了。那里面，大抵是没有什么真货色的。
青年们要寻导师，须是那能引着他们向真实路上走的，而不是用花纸包了烂泥，塞给他们当干粮的。我们所要的是清醒，是怀疑，是无论对何等权威，也敢用自己的脑子去想一想的勇气。
倘不然，这满街的“大师”，便要织成一张密不透风的网，将青年们活泼的精神，都闷死在里头了。到了那时，再想来撕破这网，恐怕就更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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