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市面上颇有些热闹，仿佛一夜间人人都成了的典范。旗帜是挂得满街了，口号是喊得震天了，甚至于有些商贾，也忽然慈悲起来，将二字刷在门面上，印在货品上。那旗是崭新的绸缎，在风里哗啦啦地响；口号是用金粉写在红绸上的，在日光下亮得晃眼；门面上的字，更是请了名家挥毫，鎏金凸印，好不气派。然而细看他们的所作所为，却教人疑心：这讲的究竟是哪一朝的？又是怎样在的？
我听说有些工厂，墙上贴着以人为本的标语，用的是烫金宋体，装裱在琉璃框里。里头却将工人当牛马使唤，车间的空气浑浊得能拧出油来，机器的轰鸣震得人耳蜗生疼。一日做十二个时辰的工，休憩的时间竟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倘有人病了，便说是，要扣工钱，还要在考勤榜上画个红叉；倘有人老了，便寻个由头撵出去，仿佛扔一件破衣裳，连最后的工钱也要七扣八扣。更有甚者，竟以自强自立为名，克扣工钱，压低米粮，教工人连一碗饱饭也吃不上。食堂里的菜叶浮着油星，米饭里掺着沙砾，工人们蹲在墙角吞咽，像一群被驯化的牲口。这般的，倒像是一出滑稽戏——台上演的是圣贤君子，台下做的却是吃人的勾当。
又见某些大店铺，口口声声振兴民族，玻璃橱窗里摆着鎏金奖牌，墙上挂着与名流的合影。暗地里却将同胞分作三六九等。招聘启事上写着某地户籍优先，入职登记表里藏着婚姻状况调查；女工怀了孕，便寻隙辞退，说是岗位调整；年轻的要求容貌端方，年长的嫌他脑筋陈腐。更妙的是，他们发明了一种人力资源优化算法，用冰冷的数字给人贴上标签，仿佛不是在雇人，而是在挑选货架上的商品。这哪里是？分明是借着道义的名头，行那欺凌弱小的私心！鲁迅早年便说过：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只有两样称呼：一样是禽兽，一样是圣上。如今看来，有些人对自己的同胞，竟也用了这般手段——要么踩作脚下的泥，要么捧作天上的星，独独不肯平等待他。
道义原是极庄严的事。记得民国初年，实业家为救亡图存，办夜校开粥厂，那是真真切切地为了四万万人谋活路。夜校的灯火通明到深夜，粥厂的热气暖了寒冬。如今的某些仁义大家，却将这事做成了买卖：一边骂着洋人，一边把子女送去西洋读书；一边喊着，一边连工人的茅厕都不肯修葺。那茅厕的污秽漫到脚踝，墙上却贴着文明如厕的标语，墨迹被潮气洇得模糊。这好比一个人，整天嚷着要光耀门楣，却任由自家的子弟饿死在榻前——这样的，不过是涂在脸上的脂粉，一擦便掉了。
其实真道义者，首先该晓得什么是。工人累了，许他歇息，不是在那标语下摆几张掉漆的长凳；女子孕了，予她保障，不是在员工手册里写几句空话；外乡的来了，当他弟兄看待，不是在年会合影时勉强挤出笑容。倘使连自己的同胞都不能善待，纵将喊上一万遍，也不过是戏台上的老生，唱着旁人不懂的戏文。那戏文越是华丽，越是衬得台下荒凉。
末了，忽然想起古人的一句话来：仁者爱人。这话现今似乎很少有人提了。我倒要奉劝那些仁义大家：既要讲道义，便请先爱这世上的人。倘若不然，那满口的，怕是要变成插在粪土上的旗幡，远看虽也威风，近闻却只教人掩鼻了。旗帜在风里猎猎作响，底下却爬满了蛆虫。——
——民国23年亦或许在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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