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常想，这中国的地面下，埋着的尽是些怎样的骸骨？那些不曾载入史书的，那些在香奁绣阁中无声腐烂的，大约要占去大半罢。近来听得一种论调，竟将“三寸金莲”认作了什么“华夏正统”，甚而奉为“国粹”了。这实在令我悚然，也哑然。翻开史册，稍有些眼力便瞧得清楚：这以人骨为盆景，以残疾为风流的“雅事”，在汉唐盛世何曾有过半点踪迹？盛唐的女子，尚可着男装，驰骏马，那气象是何等阔大！便是到了宋明，士大夫间或有病态的癖好，朝廷何曾公然以此为准绳，逼得举国女子自戕肢体以媚人？真真是到了那“我大清”，这裹脚的把戏，才由一种可鄙的习气，陡然变成了制度化的、铺天盖地的枷锁，且套得那样理直气壮，那样“天经地义”。
我看这大清，便像是一个心虚的闯入者，占了主人的宅院，却日夜惧怕着主人的魂灵。它一面提着刀，厉声喝令男子们剃发，留起那油光水滑的辫子，说“留头不留发”；另一面呢，却又捡起旧屋里一件最肮脏、最破败、最能消磨人志气的玩意儿——那缠足的布条，温言软语地，甚而是鼓励怂恿地，递给了宅中的女子。他们说：“瞧，这是你们自家的‘美’，你们汉家女儿的风流，可得好好传承，莫要失了‘本分’。”好一个“本分”！这“本分”二字，真真是杀人不见血的刀子。
于是，男子的头是剃了，心气大约也跟着那断发矮了半截；女子的脚是缠了，从此便也画地为牢，再不能昂首阔步地行走于天地之间。这一头一脚，大清便稳稳地坐定了江山。男人的志气，女人的生气，一并给收拾得服服帖帖。这真是古今中外，再也寻不出的“高明”统治术了！它不用全然毁掉你，它只消将你骨子里最健康、最蓬勃的东西悄悄阉割掉，再将那最腐朽、最畸形的部分精心培育起来，奉为你自家的“宝贝”。时日一久，你便忘了自己原本能跑能跳的模样，反倒对着那一双残废的“金莲”，生出无限怜爱与自豪来。这哪里是审美？这分明是奴性的养成，是亡国灭种之征兆的提前演练！
二
查考些故纸堆，便更触目惊心。这缠足之事，在清以前的朝廷，并非没有明眼人看出其害。明朝开国时，太祖朱元璋的皇后马氏，因出身平民，是一双天足，被民间尊称为“马大脚”。宫中曾有笑话，却也未见因此便大兴缠足之风。到了大清，气象便截然不同。顺治皇帝初年，曾象征性地下过禁缠之令，然而那禁令如同秋蝉的薄翼，一吹便破，旋即无声无息。到了康熙年间，又禁了一次，结果如何？结果是旗人女子中竟有偷偷效仿者，惹得皇帝大怒，严令禁止八旗女子缠足，违者严惩。你看，这心思便昭然若揭：这“美”的东西，只配给汉人女子“专享”，我八旗贵胄，是要骑马射箭，保江山永固的，沾染不得这“汉俗”的柔弱气。
然则，对汉人女子呢？大清朝廷的态度，便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而那闭着的眼里，还透出些赞许的光来。朝廷虽不明文提倡，但整个社会的导向，却比任何法令都严酷十分。科举取士，那考官、那士大夫，谁不爱“莲步姗姗”？娶妻纳妾，谁不以“三寸金莲”为第一要义？《女儿经》之类的训诫，将“裹小脚”与“女德”死死捆在一起，仿佛一双天足，便是淫荡，便是野蛮，便是失了妇道。朝廷只需在背后，轻轻推一把这“风化”与“礼教”的磨盘，便有无数的“贞洁烈女”，为了这双被布条勒得畸形的小脚，或自戕，或守寡，演出无数血泪的惨剧，换来一座座冰冷的“贞节牌坊”。
这些牌坊，矗立在乡野路边，像什么呢？我看不像什么荣耀的旌表，倒像是一根根竖起的棺材钉，将活生生的女子，连同她们本该有的欢笑、奔跑与梦想，一同钉死在“名节”的十字架上。大清表彰她们，如同表彰一件精致的祭品。这表彰，比屠刀更阴冷，因为它是用“美德”的香料，来腌渍人的灵魂。这便让我想起历代的“吃人”宴席，到了大清，菜式愈发“精致”了。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肉体上的“易子而食”，而是发明了精神上的“烹心煮志”。让母亲流着泪，亲手将女儿的脚骨折断、裹紧；让少女忍着钻心的痛楚，只为换得一个“好婆家”的虚名；让整个民族，对着一种残酷的残疾顶礼膜拜——这宴席，吃得是何等“文雅”，何等“绵长”！
三
我曾见过一些裹脚的老妇人，她们坐在黄昏的门槛上，眼神浑浊地望着远方。你问她痛么？她只是茫然地摇头，或许早已忘了不痛的滋味。你问她美么？她那满是皱纹的脸上，或许会漾开一丝羞涩的、属于遥远少女时代的笑意。这便是最深的悲剧了：受害的人，早已将迫害者的标准，内化成了自己的信仰。她们用一生的残疾，去供奉一个别人强加给自己的“美”的幻影。而这幻影的制造者与最大的受益者，便是那个坐在紫禁城龙椅上的王朝，以及它所培育出的整个士大夫与乡绅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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