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董牧惊得差点碰倒茶盏,随即失笑,“莫不是暑气重,兄长昏了头?武库里还存着王莽的头颅,当年光武皇帝传下来的,我之前还偷偷去看过,黑黢黢的,哪像兄长这般……”
“那是假的。”董琰打断他,嘴角勾起一抹自嘲的笑,“当年我在渐台兵败,没被斩头。我早留了具替身尸,把头颅换了,自己混在流民里逃了。那武库里的头颅,颧骨没我高,下颌线也软,我自己的脑袋还认不得?”
他走到舆图前,指着“王莽新都”的位置,语气带着回忆的涩味:“当年我穿成王莽,见天下田亩都被士族占了,百姓易子而食,便想推王田制——把天下田收归国有,按户均分,男丁每人百亩,不准买卖。还弄了五均六筦,管盐铁、铸钱、赊贷,想让官府平抑物价,不让商人盘剥。我甚至还造了‘方斗’(游标卡尺),想统一度量衡,让百姓不受短斤少两的亏。”
“可士族藏田如藏命。”董琰苦笑,“郡县官要么是士族子弟,要么收了贿赂,王田制推到郡里就卡壳,有的地方甚至把流民的田收了,给士族补数。我急了,才篡汉登基,想着有皇权压着,改革能快些——结果呢?天下士族一起反我,绿林、赤眉也趁机起来,我那套‘机脑世界’的法子,在这世道根本行不通,最后只能弃了皇位,隐姓埋名……直到化为黄土再次穿越……”
董牧看着董琰,心中积压多年的疑惑突然解开。他想起早年在凉州推行均田制,兄长竟能精准提出“按户授田,官府造册”,甚至比他还清楚士族的猫腻;想起推行府兵制时,兄长又说“兵农合一,既不耗粮又能强兵”,这些想法,根本不像汉末士大夫能想到的——原来如此。
他端起凉茶,一饮而尽,压下心中的激荡,笑道:“兄长倒坦诚。其实,我也不是这世道的人。”
董琰猛地回头,眼中满是震惊:“你……”
“我来自比兄长那世界早些的时代。”董牧点头,语气轻松了些,“我那世界,也讲人人平等,却也经历过乱世,知道饭要一口口吃,路要一步步走。不像兄长,一上来就想搬‘机脑世界’的法子,急了些。”
他想起初到汉末时的窘迫——在彭城被曹操打败,逃到兖州时,见百姓因士族兼并而流离,才明白“民为本”不是空话;后来与袁绍、曹操争雄,一步步推均田、建府兵,才知道“打击士族”不能只靠皇权,还要靠制度:“兄长当年推王田,错在没先破坏士族的根基。士族的命根子是田和兵,咱们先靠府兵把兵权抓在官府手里,再靠均田把田亩收回来,分给百姓,让百姓认新制,再慢慢改其他的——这才是可行的路。”
董琰怔怔地听着,突然拍了下案:“对啊!我原来的世界,是早把士族、诸侯这些都扫干净了,才有‘机脑管事儿’。我忘了这世道,士族还握着半个天下的田和兵,哪能一步到位?当年我篡汉后,想着靠皇权硬推,结果士族联合起来反我,连流民都被他们煽动,我才知道,没有根基的改革,就是空中楼阁。”
他走到董牧身边,语气带着释然:“难怪这些年,我和你想法总合得来。你说要推均田,我立刻就懂;你说要建府兵,我马上就帮你协调中枢——原来咱们是‘同路人’。”
董琰重新坐下,给自己倒了杯凉茶,语气带着好奇:“你那世界,是怎么从乱世走到人人平等的?也像咱们这样,先打豪强,再建制度?”
“是。”董牧点头,耐心解释,“我那世界,也经历过很长的乱世,后来有一位伟大的教员站出来,领着百姓打豪强、分田地,再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制度,让官府管田、管兵、管民生,一点点把天下治好。没有一步登天的,都是慢慢熬出来的——就像咱们现在,先稳住襄平新都,把国政院、执政中枢的制度立起来,让各州郡都按新制办事,再等个十年二十年,百姓都习惯了,士族没了根基,改革自然就顺了。”
董琰听得入神,手指在案上轻轻敲击:“我原来的世界,没有‘过渡’这一说,生下来就是好日子,所以我穿来后,总想着快点把那套搬来,却忘了这世道还在‘爬坡’。你说得对,制度才是根本——我当年推王田,没建‘查田册’的制度,郡县官想瞒就瞒;没建‘护田兵’的制度,百姓得了田也守不住,最后才失败。”
他拿起那卷《国政院章程》,重新推到董牧面前,语气坚定:“仲谋,这权力,你必须接。我懂‘机脑世界’的好,却不懂这世道的‘难’;你既懂后世的道,又懂当下的苦,只有你能把改革推下去。我可以帮你协调士族,帮你完善制度,但中枢的印信,必须在你手里。”
董牧看着兄长眼中的恳切,不再推辞。他拿起章程,翻到最后一页,提笔在“执政总长”那栏写下自己的名字,又递给董琰:“兄长,我接。但你不能退,国政院需要你坐镇,士族那边也需要你安抚——咱们兄弟,一个掌中枢,一个掌议会,一起把这世道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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