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必须谨慎地扮演自己的角色。一个来自苏州、相对边缘的知青，在此刻应有的反应。不能太突出，不能太冷漠。他低下头，让表情显得沉重而迷茫，缓慢地吞咽着食物，目光偶尔扫过周围，观察并模仿着那些真实悲痛者的细微神态。
饭后，人群沉默地流向大礼堂。这是连队最大、也最破旧的建筑，通常只用于重要会议或批斗会。门槛上方的砖墙，新贴了一张披着黑纱的领袖标准像。纸张很新，黑白印刷，目光深邃，下方没有名字，但所有人都知道那是谁。
礼堂内部空气混浊，光线昏暗。长条木凳上坐满了人，黑压压一片，却几乎听不到说话声。肖向东在后排找了个位置坐下。他看到李卫国坐在斜前方，背挺得笔直，双手放在膝上，目光直视前方空荡的主席台，侧脸线条紧绷。更远处，卫生员们坐在一起，林美娟坐在靠边的位置。她微微低着头，长发垂落遮住了小半边脸，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她搁在腿上的双手，手指紧紧绞在一起，指节用力到发白。她整个人的姿态，像一根绷到极致、却又沉默不语的弦。
连指导员走上主席台。他穿着一身洗得发白的旧军装，左胸别着一朵粗糙的白纸花。他没有立刻说话，只是站在那里，目光缓缓扫过台下。那目光沉重得如有实质，让本就凝滞的空气更加稀薄。
“同志们，”他终于开口，声音嘶哑，透过简陋的话筒传来，带着嗡嗡的回响和电流杂音，“我们……再次在这里集会。” 他停顿了很长时间，喉结剧烈滚动了一下，“为了继续深切悼念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再次”。肖向东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词。这意味着，在他穿越而来、尚在适应和观察的这半个月里，类似的集体哀悼仪式可能已经进行过不止一次。他正在补上一堂迟到的、却无法缺席的历史情感课。
哀乐响起。不是平时广播里偶尔飘过的片段，而是完整的、从礼堂角落那台老式留声机里流淌出的沉重旋律。唱片显然已反复播放多次，乐声带着磨损的沙沙声，旋律沉缓、悲痛，像一条黏稠的河流，瞬间淹没了整个空间。
几乎是乐声响起的同时，低泣声便从各个角落传来。起初是压抑的抽噎，渐渐汇成一片无法抑制的悲声。有人用手捂住脸，肩膀剧烈抖动；有人仰起头，泪水顺着黝黑的脸颊滑落；更多的人只是低着头，无声地流泪。巨大的、集体的悲伤像潮水般涨起，冲刷着礼堂的每一个角落。
肖向东垂下眼帘，目光落在自己膝头磨损的裤子上。他调整呼吸，让胸腔的起伏显得稍微沉重一些，嘴唇抿紧，显露出恰当的、沉重的表情。他在“表演”，但并非全无触动。身处这真实的情感洪流中，即便知道历史的走向，也很难完全无动于衷。他能理解这种悲伤的根源——那不仅仅是失去一个具体的人，更是失去一个时代的绝对坐标，一种赖以生存的精神惯性的骤然断裂。尤其是对李卫国、林美娟这样家庭背景复杂、个人命运与时代风云紧密捆绑的年轻人而言，这种断裂带来的茫然和恐惧，恐怕远甚于单纯的悲痛。
默哀的三分钟漫长得像一个世纪。哀乐循环播放。肖向东用这时间继续观察、分析。他注意到指导员和其他连队干部脸上除了悲痛，还有一种极力掩饰的紧张和疲惫。他注意到人群中少数几个像他一样“表演”痕迹稍重的人，可能是成分不好、需要格外小心的人。他也注意到，当哀乐暂歇、指导员开始用哽咽的声音带领大家学习《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时，一些红肿的眼睛里，除了泪水，也慢慢浮现出一种空洞的、听天由命的疲惫。
冗长的追悼仪式终于结束。人群像退潮般沉默地散去，每个人都像耗尽了力气。午后的连队，依旧笼罩在那片异常的寂静之下，劳作继续暂停。
肖向东没有回宿舍。他需要一个空间消化这一切。他走到了仓库后面那个背风的僻静角落，背靠着冰冷的砖墙，慢慢滑坐下来。
刚才在礼堂里，在铺天盖地的悲伤中，一个念头却异常清晰和顽固地占据了他脑海的一角：
无论时代如何转向，无论集体情绪如何激荡，一个国家的重建与前进，最终需要的是切实的知识、技术与理性。
而高考，就是那个即将在不久的未来，为这种需要撕开第一道裂缝的契机。当所有人的目光都还沉浸在过去的缅怀或对未知的恐惧时，他必须将目光投向那个确定的、可计算的未来。
他需要更隐蔽、更高效地准备。哀悼期的停滞，或许反而提供了某种行动的缝隙。
正沉思间，一阵轻微的脚步声传来。是李卫国。他手里拿着两个冰冷的煮土豆，递了一个过来。两人并排蹲在墙角，默默啃着冻得硬邦邦的食物。
“新刷的标语，”李卫国忽然开口，声音干涩，目光望着远处荒芜的田野，“‘按既定方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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