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东：
知道你去了深圳。我也在南下途中——参加在广州召开的‘全国生物医学工程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可能去深圳看看，听说那边有港资医院在筹建。”
“北京的事听说了。郑卫国的联名信，清华已经传开。但奇怪的是，校党委没有立即行动，反而把信压下了。周教授说，可能是更高层有人打了招呼。”
“另外，孙晓芸让我转告：她写的那篇特区内参，得到了‘一位老同志’的肯定性批示。批示原文是：‘可以试，错了再改，总比不动好’。这对你们是利好。”
“我在广州等你消息。如果方便，我们可以在深圳见面——不是以私人名义，而是‘医学生与工科生就医疗设备现代化进行交流’。这个理由，政治上安全。”
“保重。南方温暖，但风雨也多。”
信纸最后，画了一个小小的体温计，水银柱停在37.2℃——低烧的边界，战斗的温度。
肖向东把信收好。他走到招待所门口的土坡上，看着这片沉睡中的土地。蛇口那边还有几点灯光，可能是夜班工人在赶工。更远处，香港的霓虹彻夜不眠。
他想起了任政非蹲在电台前的背影，想起了陈先生托人走私时说的“中国需要这些机器”，想起了孙晓芸内参稿里那些激烈的争论，想起了林美娟画下的体温计。
所有人都在赌。赌这个国家会选择开放而不是封闭，赌技术能战胜意识形态，赌未来比过去更有力量。
而他，站在1979年1月的深圳荒滩上，手里握着一份可能改变微型计算机在中国命运的报告，背后是北京的政治围剿，面前是香港的资本诱惑，身旁是尚未成型的特区蓝图。
历史的路口，从来不是宽敞大道，而是布满荆棘的小径。而第一个走上去的人，总要被刺伤。
“卫国，”他转身，“报告明天必须完成。然后我们去海关，亲自找那位科长谈。”
“可周教授说——”
“周教授在北京，我们在深圳。”肖向东看着河对岸的灯火，“有些事，必须在这里解决。有些路，必须从这里开始走。”
夜色深沉，海风渐强。但荒滩上的几点灯光，始终没有熄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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