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官急了：“那怎么办？等电离层稳定？”
“等不了。”任工站起身，“我建议临时架设一条有线电话线到码头前沿，先用最原始的办法沟通。同时，”他看向肖向东和李卫国，“这两位同志是？”
“清华的李卫国，肖向东，懂无线电。”李卫国快速介绍。
任工眼睛一亮：“清华？你们学过《通信原理》吧？我需要有人计算一下，如果我们把发射频率微调0.5兆赫，避开干扰频段，需要调整哪些电路参数。”
这是个专业问题。肖向东穿越前虽是航天背景，但对通信原理并不陌生。他接过任工递来的电路图，快速扫视：“如果微调频率，首先要调整本振电路的LC参数，其次要重新匹配天线阻抗。但你们这电台是固定调谐的，没有可变电容。”
“所以需要临时改装。”任工从工具箱里找出几个可变电容器和电感线圈，“我知道这不合规范，但紧急情况——”
“我帮你。”肖向东说。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在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和海风的呼啸中，肖向东和这位“任工”蹲在电台前，用烙铁和焊锡改装电路。任工话不多，但每句都切中要害：“这个三极管的偏置电压需要提高0.1伏”“天线匹配网络要用π型而不是T型”。
肖向东惊讶于他的实战经验——这不是教科书上的知识，而是在无数次维修中积累的直觉。更让他惊讶的是，当他说出“未来通信可能会数字化，用数字信号抗干扰”时，任工猛地抬头：“数字信号？脉冲编码调制？你从哪里知道这个？”
坏了，说漏嘴了。PCM技术虽然在六十年代就已成熟，但国内极少有人了解。肖向东连忙补救：“在一本《国外电子技术》上看到的，好像是美国贝尔实验室的研究。”
“那本杂志我也看过。”任工盯着他，“1975年第三期，第42页。但文章只提了概念，没有具体实现方法。你刚才说的‘量化噪声抑制’，是文章里没写的。”
肖向东手心出汗。这个任工，记忆力惊人。
“我瞎猜的。”他含糊道。
任工没再追问，只是深深看了他一眼，然后继续焊电路。
改装完成后，电台重新开机。嘶嘶的噪声中，终于传来了香港那边船长的粤语口音：“蛇口指挥部，收到请回答！”
“收到！信号清晰！”军官激动地抓起话筒。
故障排除，指挥部恢复了运转。任工收拾工具时，递给肖向东一张纸条：“我叫任政非，基建工程兵通信技术员。你对数字通信的见解，很有意思。如果有机会，希望能再交流。”
任政非。这个名字在肖向东脑中炸开。他知道这是谁——不，是将来会是谁。
“任工在哪里服役？”他尽量平静地问。
“辽宁。这次是临时抽调来深圳，支援特区通信建设。”任政非指了指荒滩，“这里什么都缺，尤其缺懂技术又敢想敢干的人。你们清华的，毕业后如果有兴趣……”
他没说完，但意思明确。
回招待所的路上，李卫国说：“这个任政非是个人物。指挥部的人说，他一个人在半个月内修复了六台报废电台，还自己设计了简易的微波中继方案，把指挥部和码头的通信距离延长了一公里。”
肖向东看着车窗外渐暗的天色。历史中的巨人，此刻还只是一个蹲在集装箱里修电台的技术员。但那双眼睛里的光，已经和这片荒滩上的创业气息产生了共振。
晚上，他们在招待所昏黄的灯光下写“应用前景报告”。肖向东负责技术部分：Apple II在教育、科研、企业管理、工程设计等领域的应用案例；李卫国负责政策部分：如何将微型计算机纳入“四个现代化”建设框架。
写到凌晨三点时，招待所管理员又来敲门：“肖同志，有你的长途电话，北京来的。”
电话在值班室。肖向东拿起听筒，是方文敏急促的声音：“向东，出事了。郑卫国联合了七个系的‘马列学习小组’，向校党委递交联名信，要求清查‘学生非法经商及思想倾向问题’。信里点了北斗科技，还提到‘主要负责人肖某某利用寒假前往南方，与港商往来密切’。”
“他们怎么知道——”
“有人拍到了你和陈先生亲戚在海关见面的照片。”方文敏声音发抖，“照片是匿名的，但角度很专业。还有，周教授让我转告你：立刻停止一切与港商的接触，报告写完就回北京，不要逗留。”
“北斗那边呢？”
“街道被工商局约谈了，白老师的身份问题……可能瞒不住了。”方文敏停顿了一下，“向东，先回来。北京这边，我们在想办法。”
挂掉电话，肖向东站在值班室窗前。窗外是深圳的夜，远处香港的灯光如星河落地。一河之隔，两个世界；一步之遥，两种命运。
李卫国走过来，递给他一封刚收到的信——是林美娟的笔迹，从北京医学院寄出，但邮戳是三天前的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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