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11月，沈阳的第一场雪下得特别早。凌晨五点，赵大刚像过去十五年一样，准时走进沈阳第一机床厂三车间。但今天车间里没有机器的轰鸣，没有切削液的雾气，只有死一般的寂静——和刺骨的寒冷。
车间的灯只亮了一半，昏黄的光线下，三十多台机床像墓碑一样静静立着。有的还夹着半成品工件，有的操作台上散落着没来得及收拾的工具，有的控制面板上指示灯永远地熄灭了。
赵大刚走到自己那台C6140车床前，伸手摸了摸冰冷的铸铁床身。十年了，他在这台机器上加工过上万零件，从学徒到八级工，从普通工人到技术科副科长。手掌下的金属曾经因为连续运转而发烫，现在却冷得像冰。
“赵科长，您也来了。”身后传来老张的声音。这个五十八岁的老车工，还有两年退休。
“叫大刚就行。”赵大刚没回头，“厂都没了，哪还有什么科长。”
昨天下午的职工大会上，厂长红着眼睛宣读了市里的决定：沈阳第一机床厂因“连续三年亏损，资不抵债”，实施“停产整顿”。全厂两千三百名职工，三分之一“内退”，三分之一“待岗”，三分之一“分流”。技术科整体裁撤，并入市机械工业公司——一个空壳单位，没有经费，没有项目，只有几个办公桌。
赵大刚属于“分流”那部分。名义上调去机械工业公司技术处，但处长私下告诉他：“公司账上就剩三万块钱，工资都发不出。你先回家等通知吧。”
等通知。这三个字他太熟悉了。三年前厂里要搞数控改造，他写了厚厚一摞方案，领导说“等通知”；两年前他建议开发新产品，报告交上去，领导说“等通知”；一年前他在广交会上遇到肖向东，回来建议合作搞伺服系统，党委会说“等通知”。
现在，不用等了。厂子没了。
“我这把年纪，内退就内退吧。”老张点了支烟，手在抖，“可你才三十六，正是干事的年纪……”
“干事？”赵大刚笑了，笑声在空旷的车间里显得很冷，“往哪干？全市机械厂倒了一半，剩下的一半在裁员。去南方？我这个年纪，谁要？”
“那个清华的肖老师，你不是在广交会上……”
“别跟我提他！”赵大刚突然提高声音，吓了老张一跳。
他转过身，眼睛里有血丝：“人家现在是国务院的专家，是汉卡大卖的企业家，是改革先锋。我呢？我是下岗工人，是落后产能，是被时代淘汰的废铁！”
这话憋在心里很久了。从三个月前听说北斗汉卡月销千套，从两个月前看到报纸上肖向东在中心发言的照片，从一个星期前得知肖向东去了美国考察——每一步，都像在提醒他：你们不是一路人了。
老张沉默了，抽完烟，拍拍他的肩：“大刚，我先走了。车间钥匙……你最后锁吧。”
脚步声远去。赵大刚一个人站在车间中央，看着这些熟悉的机器。墙上的标语还在：“大干四化，振兴中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鲜红的字在昏暗的光线下像干涸的血迹。
他走到那台日本发那科数控铣床前——这是1983年花八十万外汇引进的，当时全厂敲锣打鼓，说要“学习先进技术，实现跨越发展”。结果呢？没人会用，舍不得拆，坏了请不起日本工程师，闲置了四年。去年他想组织年轻人学习，领导说“别乱动机器，弄坏了你赔不起”。
现在，它成了一堆废铁。
赵大刚突然抬起脚，狠狠踹在机床底座上。“哐”的一声巨响在车间回荡，脚趾传来剧痛，但他感觉不到。他又踹了一脚，两脚，三脚……直到气喘吁吁地停下来。
有什么用呢？机器是死的，厂子是死的，他的青春，他的骄傲，他以为会干一辈子的工作，都死了。
手机械地锁上车间门——这是他最后一次履行“技术科副科长”的职责。走出厂门时，天刚蒙蒙亮。雪还在下，把厂门口“沈阳第一机床厂”的牌子盖上了一层白。
牌匾是1955年挂上去的，那一年他四岁。父亲抱着他站在这里，说：“大刚，这是爸的厂，以后也是你的厂。”
父亲是八级钳工，1978年退休，等他学校实习，把岗位传给了他。那时这是荣耀——国营大厂，铁饭碗，生老病死有保障。
现在，饭碗碎了。
骑车回到家属区，筒子楼的走廊里挤满了人。都是厂里的职工，聚在一起议论，声音很大，带着东北人特有的直爽和焦虑。
“听说市里要给补偿？工龄一年补一个月工资？”
“补个屁！厂子欠银行几千万，拿什么补？”
“那咱们以后吃什么？”
“吃老本呗。我家还有五千存款，能撑半年。”
“半年后呢？”
没人回答。
赵大刚低着头快步走过，不想参与讨论。回到家，妻子正在做饭，锅里是白菜炖土豆——这个月第三十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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