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喝多了的组长嘟囔：“那当然，出口有退税嘛，而且香港那边……”
话没说完，被旁边的人踢了一脚。
北京，肖向东收到了李卫国的第三份周报。
他坐在书房里，台灯的光晕照亮了摊开的文件。方文敏坐在对面，手里拿着另一份材料。
“果然如你所料。”方文敏说，“他在搜集信息，准备更大的动作。”
“不是‘准备’，是‘已经’。”肖向东从抽屉里取出一个信封，推到方文敏面前，“看看这个。”
方文敏抽出里面的东西——几张照片，拍的是深圳某茶楼。照片里，赵大刚和一个穿着西装的中年男人坐在一起，桌上摆着文件。照片拍得不甚清晰，但能认出那个中年男人是深圳一家贸易公司的老板，姓黄，专门做电子产品进出口。
“什么时候拍的？”方文敏抬头。
“五天前。”肖向东说，“李卫国请了私家侦探——合法的商务调查公司。这个黄老板，去年因为虚报出口额骗退税被海关警告过，但证据不足没立案。”
“赵大刚和他接触……”
“他想做中间商。”肖向东指着其中一张照片，上面能看到文件标题的几个字：“代理协议”，“他想利用在华深电子获得的信息，在外面接私单，让黄老板的公司做出口，他拿佣金。”
方文敏皱起眉头：“这是商业间谍行为，违反劳动合同，也涉嫌侵犯商业秘密。”
“不止。”肖向东又推过一份文件，“看看这个。”
这是一份银行流水复印件——赵大刚在深圳新开的账户，最近一周有两笔不明来源的入账，一笔五千，一笔八千。
“黄老板给的‘咨询费’。”肖向东冷笑，“赵大刚告诉了他我们下个月的采购计划，包括芯片型号、数量、预计到港时间。黄老板准备提前囤货，等我们急需时高价转手。”
书房里安静下来。远处传来北京秋夜的虫鸣。
“证据链完整了。”方文敏缓缓说，“劳动合同、商业间谍行为、受贿事实、损害企业利益的主观故意。够立案了。”
“但还不够。”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我们要的不是把他送进去关几年。我们要的，是让所有潜在的‘赵大刚’看到——新时代有新时代的规则，用旧手段谋私利，会被新法律制裁。”
“你的意思是？”
“让他自己跳进最深的坑。”肖向东转过身，眼神在台灯光晕中明暗不定，“李卫国下周会去香港谈一批紧俏的存储器采购。这是真的商业计划，但也是给赵大刚的最后一道测试题。”
一周后，深圳华深电子召开管理层会议。
李卫国在会上宣布，由于汉卡订单激增，下个月需要紧急采购十万片特定型号的存储器。目前内地市场缺货，只有香港一家供应商有现货，但价格比平时高百分之三十。
“价格高也得买，订单不能违约。”李卫国说，“我下周三去香港，直接和供应商谈。这件事保密，尤其不能让竞争对手知道我们的需求缺口。”
赵大刚作为“优秀员工代表”列席会议。他坐在后排，低着头做笔记，没人看到他眼中闪过的光。
会议结束后，李卫国“无意中”把一份文件忘在会议室。文件详细列出了采购型号、数量、预算上限，以及香港供应商的联系方式。
五分钟后，赵大刚“捡到”了文件。
他没有立即归还，而是拿到复印室，复印了一份。然后才把原件送回李卫国办公室。
“李厂长，你在会议室落了这个。”赵大刚一脸诚恳。
李卫国接过，看都没看就塞进抽屉：“谢谢。对了，你最近表现不错，下个月考虑调你去生产部当副主管。”
“谢谢厂长栽培。”赵大刚退了出去。
门关上后，李卫国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微型录音机——日本索尼的最新款，比香烟盒还小。他按下停止键，倒带，播放。
录音里清晰地传来复印机运转的声音，然后是赵大刚的自言自语：“十万片……百分之三十的溢价……这下发了……”
李卫国关掉录音机，拿起电话。
“鱼咬钩了。”他说。
电话那头，肖向东的声音平静如常：“按计划进行。让香港那边准备好‘假供应商’，合同要做得逼真，法律责任条款要清晰。黄老板那边，海关和税务局已经同步了。”
“会不会太狠了？”李卫国突然问。
电话里沉默了几秒。
“李卫国，你知道去年全国因为受贿、渎职、侵吞国有资产被判刑的国企干部有多少吗？”肖向东的声音里有一种深沉的疲惫，“三千七百人。这还只是立案的。改革要推进，就必须建立新的规则。法律不是摆设，是护栏。越界的人，必须付出代价——这是对所有守规矩人的公平。”
“我明白。”
“还有，”肖向东顿了顿，“给他留条退路。最后时刻，如果他自己收手，我们可以只追究民事赔偿，不送他进去。”
挂断电话，李卫国望向窗外。深圳的夜空被霓虹灯染成暗红色，这座城市的欲望和野心在每一盏灯里燃烧。而在某个角落，一个被时代抛弃又试图用错误方式爬回来的人，正一步步走向自己挖的坑。
法治的网已经张开。
但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当赵大刚发现自己落入陷阱的那一刻，是会选择认罪悔改，还是会拉着所有人一起坠入深渊？而在这场以法律为武器的反杀中，肖向东团队又如何确保自己始终站在正义的一边，不成为另一个滥用规则的“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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