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副总理的批示
下午五点十分，体改委的“初步意见”送到了。
很简短，就两句话：“报告涉及内容属我委主管范围，建议按正常程序转我委研处。另，报告中部分观点有待商榷，建议谨慎采用。”
典型的官僚语言——不肯定，不否定，先把管辖权抓在手里。
张明看完，笑了笑，把这份意见附在报告后面，然后在处理单上加了一句：
“体改委建议转该委研处，但考虑报告属直报件，且内容涉及当前改革关键问题，建议仍按直报程序处理。妥否，请局领导审定。”
五点半，报告送到二局局长桌上。
局长看了十分钟，批了两个字：“同意。”
六点整，红色文件夹被送入中南海。
1月25日，周三上午。
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办公室。秘书将文件夹放在办公桌左侧——这是“待阅”文件的位置。按照排序，这份报告前面还有七份文件。
但下午两点，副总理刚开完一个会议回来，目光扫过文件堆，突然问：“发展研究中心是不是报了份价格改革的建议？”
“是的，昨天送到的。”秘书回答。
“拿给我看看。”
文件夹被抽出，打开。副总理戴上眼镜，开始阅读。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翻页的沙沙声。秘书注意到，副总理看得很仔细，在某些段落停留很久，还用铅笔在页边做了标记。
看到第五页时，副总理突然问：“这个肖向东，是不是就是前两年在清华搞青年论坛的那个？”
“应该是。他原先是清华教师，后来借调到发展研究中心。”
“哦。”副总理继续往下看。
二十分钟后，他放下报告，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
“写得不错。”他说了四个字。
然后拿起铅笔，在报告第一页的空白处，开始批示。
秘书站在一旁，看着那些苍劲有力的字迹一行行出现：
“此报告所提十条建议，切中当前价格改革之关键。请体改委、计委、财政部、商业部负责同志研阅。”
停顿了一下，又加了一句：
“特别是第一、三、五、七、十条，可在近期工作中考虑吸纳。建议体改委牵头，组织一次专题讨论。”
最后是签名和日期。
批示完成。副总理把报告递还给秘书：“加急处理，今天下班前送到相关部委。”
“是。”
秘书退出办公室，轻轻关上门。走廊里很安静，他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
他知道这份批示的分量——“切中关键”、“考虑吸纳”、“组织专题讨论”，这三个短语，在副总理的批示语汇里，属于最高评价级别。
发展研究中心那个叫肖向东的年轻人，要出头了。
六、余波与回响
消息传回发展研究中心，是下午四点。
刘主任亲自到肖向东办公室，手里拿着报告的复印件，首页上副总理的批示清晰可见。
“向东，你做到了。”刘主任的声音有些激动，“副总理批示了，而且是肯定性批示！”
办公室里其他同事都围了过来，传阅着那份复印件。惊叹声、祝贺声此起彼伏。
肖向东接过复印件，看着那些熟悉的字句和陌生的批示，手竟然有些抖。不是激动，而是某种更深沉的情绪——像是长途跋涉后终于看到目的地，又像是扛着重担走了太久，突然有人说了句“歇歇吧”。
“中心决定给你记功。”刘主任拍拍他的肩，“还有，副总理批示要求体改委组织专题讨论。委里刚才来电话，邀请你作为专家参加。”
“什么时候？”
“下周。”刘主任压低声音，“郑卫国也会参加。向东，会上可能……不会太平。”
“我知道。”肖向东平静地说，“该说的话，我还是会说。”
晚上，肖向东给方文敏打了电话。
“批示看到了？”他问。
“看到了。”方文敏的声音里有掩饰不住的兴奋，“委里都传开了。郑卫国下午脸色很难看，但还得负责筹备专题讨论会。向东，你这下……”
“这下更得小心了。”肖向东打断她，“文敏，帮我个忙——把报告里引用的所有数据，重新核对一遍，一个都不能错。还有，准备一份更详细的说明材料，每条建议都要有至少三个案例支撑。”
“你要在讨论会上用？”
“对。”肖向东望向窗外，长安街的华灯次第亮起，“既然上了这个台，就要唱好这出戏。”
挂断电话后，肖向东从抽屉里取出那本《自然辩证法通讯》，翻到第47页。他在自己上次写的那段话下面，又添了一行：
“1989年1月25日。报告获批示，路更宽，责更重。改革之言，既出则无悔。唯以更严谨、更扎实、更负责的态度，继续前行。”
刚放下笔，电话又响了。是深圳的李卫国。
“向东！听说你的报告直通中央了？副总理都批示了？”李卫国的声音大得几乎要震破听筒，“牛！真牛！这下咱们说话有人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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