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美娟看着丈夫。四十一岁的肖向东，鬓角已经有了白发，但眼睛里的光比1976年北大荒地窖里那盏油灯还要亮。她忽然想起他求婚时说的话：“我这辈子可能成不了最有钱的人，但我想试试，能不能做成几件让人记住的事。”
现在，他们站在风暴眼里。
三、暗流涌动的四月
四月，北京柳絮纷飞。
表面平静，底下暗流汹涌。
摩托罗拉的起诉书正式送达中国商务部，要求“督促中方企业尊重知识产权”——这是外交施压。默克则通过医药行业协会发函，暗示如果处理不当，可能影响其他新药在中国的审批速度。
李卫国动用了所有关系。他拜访了外贸部、专利局、证监会，得到的反馈微妙：支持民营企业维权，但要注意“国际影响”；鼓励自主创新，但要“遵守国际规则”。
潜台词是：别闹太大，最好悄悄和解。
更麻烦的是内部。华通通信的上市辅导券商找上门，委婉建议：“要么暂缓上市，要么先和摩托罗拉达成和解协议，哪怕赔点钱。带着诉讼上市，没有投资者敢碰。”
董事会上也出现了分歧。两位去年引入的国资背景董事明确反对“硬碰硬”：“我们是企业，不是科研院所，利润是第一位的。打两年官司，市场早丢了，研发投入也打了水漂，图什么？”
肖向东没反驳，而是让陈思北展示了反向研发的初步成果。
会议室投影幕布上，出现两张电路设计图。左边是摩托罗拉的专利方案，右边是华通通信新设计的绕过方案。
“同样的功能，功耗降低30%，成本降低20%。”陈思北声音里有压抑的激动，“而且我们分析了摩托罗拉1992年新款传呼机，发现他们用了我们1990年申请的一项编码专利——他们没授权。”
一位董事追问：“确定吗？”
“专利文本比对过了，相似度超过85%。”法务负责人点头，“我们完全有理由反诉。”
会议室安静了。原先反对最激烈的那位国资董事，手指在桌上敲了敲，最终说：“那就……打打看吧。但要有止损线。”
散会后，肖向东站在大楼天台上。远处，清华大学的主楼在暮色中矗立，那是他十六年前走进的地方。从北大荒到清华园，从地下学习小组到上市公司，每一步都像在冰面上行走，底下是万丈深渊。
现在，冰面裂开了。
但他忽然想起老谢头去年寄来的信里那句话：“技术这东西，你弱的时候，它是锁链；你强的时候，它是钥匙。别忘了，钥匙也能砸人。”
手机响了，是孙晓芸。
“文章写好了。”她声音里有种久违的锐气，“总编审了三遍，说可能惹麻烦。我告诉他，要是这篇都不敢发，《光明日报》的‘光明’两个字可以摘了。”
“标题是什么？”
“《谁来保护中国创新的火种？》”
肖向东望着天边最后一抹晚霞，火焰般的红色。
“发吧。”他说。
四、风暴前夕
四月二十八日，凌晨三点。
陈思北还在实验室。反向研发小组已经连续工作三十六个小时，咖啡罐堆成了小山。他们要赶在五月前完成新方案的全部测试，作为向法庭提交的“不侵权证明”的关键证据。
一个年轻工程师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万用表。陈思北走过去，把外套盖在他身上。这小伙子是“火种计划”资助的第一批大学生之一，三年前加入，现在已经是射频电路组的骨干。
技术传承，火种延续。
陈思北走到窗前，看着东方泛起的鱼肚白。他突然想起妹妹陈思南。如果她还活着，今年该三十四岁了，也许已经是某个研究所的工程师，也许……
“陈总。”身后有人轻声说，“三号方案测试通过了。所有指标超过摩托罗拉现役产品。”
陈思北转身，眼睛布满血丝，但亮得惊人。
“数据给我。”
与此同时，林美娟的实验室也在不眠不休。面对默克的质疑，她决定做一件大胆的事：公开乙肝疫苗研发的全流程实验记录——除了最核心的菌株构建步骤。用透明对抗猜疑。
“但这样会不会被竞争对手学走？”助手担心。
林美娟摇头：“疫苗工艺的难点不在思路，在细节控制。就像菜谱，告诉你原料和步骤，你也做不出国宴的水平。而且，”她顿了顿，“我们要让全世界看到，中国科学家有能力做出原创性贡献。”
她翻开1986年的实验笔记。那时她在MIT，每天工作到深夜，就为了早一点把技术带回国。泛黄的纸页上，字迹工整，图表精细。那是她青春的烙印。
肖向东的办公室，灯也亮着。
他在审阅孙晓芸的文章校样。每一个词都斟酌，既要尖锐，又不能授人以柄；既要唤起共鸣，又不能变成情绪宣泄。
“摩托罗拉的三项专利，是否真的无可争议？中国企业在自主研发道路上遭遇的专利壁垒，是保护创新，还是扼杀竞争？当‘市场换技术’走到尽头，我们是否做好了‘创新闯关’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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