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停顿，目光扫过全场。
“我想问一个问题：在座的跨国企业代表，你们进入中国时，签订的‘技术转让协议’里，有多少真正转移了核心技术？又有多少是用过时的专利，换取市场份额和优惠政策？”
翻译的声音在耳机里响着。几位外企代表脸色变了。
“我不是否定知识产权。”肖向东提高声音，“恰恰相反，我比任何人都渴望一个公平的专利体系——公平意味着，你不能用三十年前的专利，封锁我今天的创新；不能用一个宽泛的权利要求，覆盖我完全不同的技术路径。”
科委的一位司长轻咳一声，想打断。但肖向东没停。
“今天这个会，主题是‘保护’。我想建议加一个词：‘公平’。公平保护所有创新者——无论他来自芝加哥，还是来自北大荒。”
他坐下。会议室死寂了五秒钟。
然后，联想的一位副总带头鼓掌——轻轻的，但足够清晰。接着是几位国企代表。外资代表们面无表情。
会议结束后，那位司长走到肖向东面前，低声说：“你这些话，可以写个内参报上去。”
“已经写了。”肖向东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文件，“《关于构建公平国际专利对话机制的建议》，请领导指正。”
五月的最后一周，压力从四面八方涌来。
首先是资金链。国际律师费已经支出八十万美元，反向研发的烧钱速度超出预期。财务总监拿着报表找肖向东：“如果下个月传呼机销量再下滑15%，我们就要动用在香港的美元储备。”
“那就动。”肖向东签字批准。
“但那是留着上市后拓展国际市场的……”
“没有现在，就没有未来。”
其次是人事。美国硅谷挖回来的三位工程师中，有一人提出辞职。“压力太大了。”他说，“我妻子在美国受不了两地分居，而且……摩托罗拉私下联系过我，开出三倍薪水。”
陈思北想挽留，肖向东摇头：“让他走。但离职协议里加一条：三年内不得加入摩托罗拉及其关联企业，否则追究法律责任。”
“这能约束住吗？”
“至少是个姿态。”肖向东说，“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这场战争，没有中间地带。”
最棘手的还是技术。新方案的量产测试遇到瓶颈：良品率只有47%，远低于商业化要求的90%。生产线上的老师傅和年轻工程师发生激烈争执——老师傅坚持用传统工艺，年轻人要用全自动化方案。
陈思北在车间蹲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把两条生产线并成一条，前半段用老师傅的手工校准，后半段用自动化检测。这种“半人半机”的方案，在教科书上会被嘲笑，但测试结果出来了：良品率提升到81%。
“还不够。”陈思北满眼血丝，“我要85%。”
五月二十八日，距离法庭要求的补充证据提交只剩两天。摩托罗拉突然放出消息：愿意把和解金额降到五百万美元，且可以分期支付。
董事会里，赞同和解的声音又起来了。
当晚，肖向东把所有人召集到那间最初的小会议室——1991年集团成立时，他们在这里分吃过一个蛋糕。墙上挂着七个人的黑白合影，1978年北大荒分别前拍的，年轻的脸庞模糊在时光里。
“举手表决吧。”肖向东说，“同意和解的，举手。”
沉默。李卫国没动，陈思北没动，林美娟没动。但三位去年引入的投资方代表，手举到一半，又放下了。
“五百万美元，差不多是我们现在全部的现金储备。”一位投资方代表说，“给了，我们还能活着。继续打，万一输了……”
“万一赢了呢？”陈思北打断他。
“赢了又如何？市场已经被抢占，研发投入收不回，上市更是遥遥无期。商业不是赌气。”
肖向东站起身，走到窗前。夜色中的中关村，灯火点点，每一盏灯背后可能都是一个创业团队，一个技术梦想，一个不甘平庸的灵魂。
“1977年，在北大荒，赵大刚要没收我们的书。”他背对着所有人说，“我们连夜把书埋进地窖，上面盖上柴火。后来我们转移到荒岛，冬天零下三十度，围着火堆背书，陈思南就是那时候落下病根。”
陈思北的手指猛地收紧。
“那时候我们没想过赢，只想着不能跪。”肖向东转过身，“现在也一样。五百万美元可以给，但给了，我们心里那点东西就死了。那点东西叫什么？有人叫骨气，有人叫理想，我叫它‘火种’。”
他走到桌前，把那份反诉材料副本摔在桌上。
“我已经签字了。明天，这份材料会送到美国法院，同时抄送中国商务部、专利局，还有《华尔街日报》。我们要反诉摩托罗拉侵犯我们的专利，要求赔偿……一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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