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他们，香港分公司正在筹备发行债券，第一期目标五亿港币。资金问题，我来解决。”肖向东语气坚定，“你只管把疫苗做好，把价格定到能让最多人受益的位置。这是你做科学家的初心，也是我们做企业的良心。”
通话结束。林美娟回到会议桌前，眼睛有些湿润。
“定价280元。”她声音不大，但不容置疑，“这是最终决定。所有后果，我承担。”
老张还想说什么，财务总监拉了拉他袖子，摇头。
散会后，林美娟独自在会议室坐了许久。窗外，北京春日的阳光很好。她想起在美国默克实验室的日子，那些昂贵的仪器，充足的经费，还有同事听说她要回国时不解的眼神。
“中国需要我。”当时她这么回答。
现在，疫苗真的要上市了。280元，意味着一个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可以给全家接种疫苗；意味着贫困县的疾控中心，终于有国产疫苗可采购；意味着那些像陈思南一样，因为医疗条件不足而早逝的悲剧，也许能少一些。
她拿出手机，给肖向东发了条短信，只有两个字：
“谢谢。”
3月18日，香港会展中心。
肖向东走进会议室时，里面已经坐了二十多人。长条桌，他位置在中间靠后——按惯例，企业代表发言顺序靠后，分量也轻。但他注意到，会议记录员有两位，一位在打字，一位在速记。
会议前半程是香港工商界代表发言，粤语、英语、普通话混杂。话题集中在金融、贸易、航运这些香港传统优势领域。有人建议扩大人民币离岸业务，有人提议建深港跨境金融园区，还有人担心“九七后内地政策会收紧”。
轮到内地代表发言时，画风突变。某沿海省份副省长大谈“引进港资改造国企”，某特区领导强调“学习香港先进管理经验”。姿态都很低，甚至有些谦卑。
肖向东听着，手指在发言稿边缘轻轻敲击。他准备的稿子原本也是这个调子——感谢香港，学习香港，希望合作。但此刻，他觉得不对。
“下面请向东集团肖向东先生发言。”主持人点名。
肖向东站起身，没拿稿子。
“各位领导，各位同仁，我是肖向东，一个从北大荒走出来的企业家。”开场白很个人化，引来几道好奇的目光。
“刚才听了很多关于金融、贸易的建议，都很重要。但我想谈一个不同的角度：科技，特别是硬科技。”
他走到会议室侧面的香港地图前——那是1993年最新版，深圳河以北还是大片空白。
“香港有世界级的大学、自由的资本、国际化的视野。深圳有制造业基础、成本优势、庞大的内需市场。但两地之间，现在流动的主要是商品和资金。”肖向东手指划过深圳河，“我想提一个概念：‘深港科技走廊’。”
会议室安静下来。有人皱眉，有人往前倾身。
“具体来说：在香港设立研发中心和融资平台，在深圳设立中试基地和量产工厂。香港的大学实验室做出原型，深圳的工程师把它变成产品，香港的资本市场提供资金支持，深圳的市场提供应用场景。”
他顿了顿：“举个例子。我们集团正在研发国产光刻机，需要的高精度光学模块，香港的大学有能力设计；需要的数控系统，香港的国际人才可以参与；而整机的制造、测试、迭代，可以在深圳完成。这样一条走廊，比香港单独做，或深圳单独做，效率要高得多。”
一位港区人大代表举手：“但香港的工业基础薄弱，科技产业不是我们的优势。”
“所以才需要走廊。”肖向东转身，“香港不需要重建工厂，只需要做最擅长的两件事：第一，基础研究和高端设计；第二，资本运作和国际对接。把制造环节放到深圳，那里有全世界最完整的电子产业链。”
又有人问：“资金呢？科技研发投入大、周期长，香港资本偏好短期回报。”
“所以需要政策引导。”肖向东抓住机会，“我建议，在‘深港科技走廊’框架下，设立政府引导基金，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特别是半导体、生物医药、新材料这些‘卡脖子’领域——这些领域短期不赚钱，但长期关乎国家竞争力。”
他看了眼手表，还剩三分钟。
“最后说一点个人感想。”肖向东声音放缓，“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时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但科学技术要变成生产力，需要载体。香港和深圳，一个面朝世界，一个背靠内地，如果能形成科技创新的合力，那么‘一国两制’就不只是政治安排，更是发展优势。”
他鞠躬：“我的发言完了。”
掌声不热烈，但持续。主持会议的预委会副主任——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者——摘掉眼镜，看向肖向东：“肖先生，你的建议书有完整版吗？”
“有，准备了中英文版本。”
“散会后留一下，我们单独谈谈。”
李卫国在桌子下面对肖向东竖起大拇指。
会议结束已是晚上七点。肖向东和李卫国没参加晚宴，而是溜到会展中心外的海滨长廊。维多利亚港的夜景刚刚点亮，霓虹倒映在海水里，破碎又绚烂。
“成功了。”李卫国难掩激动，“副主任让我把建议书整理成内参，直接报给预委会主任。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意味着有人听进去了。”肖向东靠在海边栏杆上，海风吹乱他的头发，“但更重要的是执行。概念再好，落地不了就是空话。”
手机震动。是陈思北发来的短信：“已抵港，在铜锣湾酒店。见了一位台湾工程师，聊得深，需当面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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