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向东和李卫国对视一眼。
“台湾？”李卫国皱眉，“这个时间点敏感。九七在即，两岸关系微妙，和台湾技术人才接触……”
“越微妙越要接触。”肖向东收起手机，“芯片技术，台湾比我们早起步二十年。台积电已经能做0.5微米了，我们还在攻克1.2微米。技术不等人。”
两人打车前往铜锣湾。路上，李卫国还是担心：“会不会被误会？特别是你在预委会刚发完言……”
“所以我们才要在香港见。”肖向东看着窗外掠过的霓虹，“香港是两岸三地的交汇点。在这里，很多事可以‘只谈技术，不谈政治’。”
酒店咖啡厅里，陈思北和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士坐在一起。男士穿着浅蓝色衬衫，戴无框眼镜，气质儒雅。
“这位是李明翰博士，台湾新竹科学园过来的。”陈思北介绍，“李博士在台积电做过工艺整合，现在自己创业。李博士，这是我们肖总，这位是李卫国。”
握手。李明翰的掌心干燥温暖，说话带点台湾腔的柔软：“久仰。陈先生下午的分享让我很震撼，没想到大陆的半导体已经做到这个程度。”
“还在起步阶段。”肖向东坐下，“李博士这次来香港是？”
“参加一个国际半导体技术论坛。”李明翰微笑，“其实我祖籍福建泉州，这是我第一次来香港。看到会展中心那边‘迎接九七’的标语，感觉很特别。”
话题从技术开始。李明翰对上海老厂修复光刻机的事很感兴趣，问了几个专业问题，陈思北一一解答。谈到0.8微米工艺的难点时，两人甚至拿出纸笔画起示意图。
“你们缺的是经验。”李明翰一针见血，“设计思路有了，设备也能弄到，但工艺know-how（技术诀窍）需要时间积累。一个参数调不好，整批晶圆报废。”
“所以我们需要有经验的人。”肖向东顺势说，“李博士如果有兴趣，可以来上海看看。纯粹技术交流，不涉及其他。”
李明翰端起咖啡，沉吟片刻。
“我确实想去大陆看看。”他放下杯子，“不瞒各位，台湾的半导体发展也遇到瓶颈。市场太小，人才开始外流，美国日本的技术封锁越来越严。大陆市场大，但基础弱。如果两边能互补……”
他没说完，但意思到了。
“我们可以从最不敏感的开始。”陈思北提议，“比如二手设备改造、工艺调试技巧、良率提升方法。这些是技术，不涉及核心专利。”
“而且可以通过香港公司操作。”李卫国补充，“资金、合同、人员往来，都在香港进行。这样对双方都方便。”
李明翰点头：“我需要时间考虑，也要回去和团队商量。不过……”他看向肖向东，“肖总，你们做半导体的初衷是什么？为了赚钱？还是？”
问题很直接。
肖向东想起程老说的“不甘心”，想起钱师傅那本笔记本，想起锈了十四年的光刻机。
“为了不让我们的下一代，还要用别人淘汰的设备，付别人定制的价格，看别人脸色做研发。”他说得很慢，“李博士，你在美国留学过吧？有没有遇到过那种时刻——明明你能做得更好，但因为你是华人，有些实验室不让你进，有些数据不给你看？”
李明翰眼神闪烁了一下。显然有过。
“我们想建一个实验室，让全世界的华人工程师，都能在里面做最好的研究。”肖向东说，“这个实验室在哪里不重要——在上海、在香港、甚至未来在台湾都可以。重要的是，它是我们自己的。”
长时间的沉默。维多利亚港的灯光在窗外流淌。
“给我两个月。”李明翰最后说，“两个月后，我找理由再来香港。到时候，我们可以谈具体的合作方式。”
握手告别时，他加了句：“其实我祖父1949年离开大陆时，留了一箱技术书在泉州老家。他临终前说，那些书总有一天要还回去。也许……时候到了。”
四月初，好消息接踵而来。
香港线：预委会将“深港科技走廊”写入中期报告，并建议纳入首批推进项目。虽然只是建议，但已是重大突破。香港分公司完成首笔业务——代理进口一批日本光学玻璃，比上海直接进口节省了三十天时间。
北京线：乙肝疫苗“卫盾一号”正式上市，定价280元。首月订单突破五十万份，山东、河南、四川等地的疾控中心批量采购。媒体报导时用了标题：“国产疫苗打破垄断，价格仅为进口四分之一”。林美娟接到卫生部领导的表扬电话。
上海线：双工件台光刻机原型修复进入最后阶段。钱师傅磨制的镜头测试结果达到1.3微米精度，超过预期。赵师傅的机械组完成总装。程老打来电话，说专家组五月初赴上海实地验收。
4月15日深夜，肖向东站在香港分公司窗前，看着对岸九龙的灯火。李卫国走进来，递给他一份传真。
是上海发来的进度报告，最后附了一句话，陈思北的笔迹：
“机器已通电，导轨动了。虽然只动了一毫米，但确实是动了。钱师傅说，像睡了十四年的孩子，终于眨了眨眼。”
肖向东反复读这句话。窗外，一艘夜航船拉响汽笛，声音悠长，像一声叹息，又像一声问候。
维多利亚港的水面上，1994年的月光很亮。再三年，这里的旗帜就要更换。而他们这群人，正在为那个更换旗帜后的时代，准备一份不一样的技术礼物。
他忽然想起1978年离开北大荒时，在地窖刻的那行字：“逆流结束，弄潮将启。”
十六年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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