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肖向东走回桌前，“但如果我们不在国际市场上站住脚，做出0.35微米又怎样？还是只能在国内卖，还是被国际巨头压着打。”
这是痛苦的取舍。陈思北握紧拳头，指节发白。他想起上海实验室里那些熬夜的年轻人，想起钱师傅用左手磨出的镜头，想起那台修复了十四年的光刻机。
“我不同意。”他声音发颤，“芯片是根基，根基不能动。”
“根基不动，但树枝要伸出去。”肖向东按住他的肩膀，“陈思北，你想想——如果我们能在香港融到国际资本，用那些钱反哺研发，0.35微米可能更快突破。如果我们能在国际市场拿到订单，生产线就能规模化，成本就能降下来。”
他看向李卫国：“这就是你要的策略——用空间换时间，用国际资源补国内短板。”
道理都懂，但情感上难以接受。办公室里再次陷入沉默，只有墙上时钟的滴答声。
许久，陈思北终于松开拳头：“给我一周时间。我重新做预算，看能挤出多少，但不能动核心研发。”
“可以。”
“还有一个条件——如果香港业务两年内没有实质性突破，资金要回流研发。”
“成交。”
李卫国看着这两个人，忽然想起1977年在北大荒荒岛上，他们为了一道数学题的解法争吵，最后肖向东总能找到一个让所有人接受的平衡点。
二十年过去了，争吵的内容变了，但那个寻找平衡点的能力还在。
也许，这就是改革能在他们身上延续的原因——既坚持核心，又灵活应变。
2月25日，追悼大会结束后第三天，肖向东飞抵香港。
飞机降落时，正值黎明。透过舷窗，他看见维多利亚港笼罩在薄雾中，对岸中环的摩天大楼像一排沉默的巨碑。这座城市即将在四个多月后回归祖国，而此刻，它正处在一个时代的交界线上。
香港分公司已经接到升级指令。原办公室所在的整层楼面被租下，装修队开始进场。肖向东走进临时搭建的指挥中心时，看见墙上贴着两张巨幅地图：一张是亚洲金融网络图，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被红线圈出；另一张是向东集团的国际业务拓展路线图，箭头指向东南亚、中东、欧洲。
“这是国际总部的组织架构草案。”香港负责人——一位三十多岁的投行出身高管——递上文件，“下设四个中心：资本运作中心、技术贸易中心、市场拓展中心、情报研究中心。”
肖向东快速翻阅：“人员配置呢？”
“核心团队二十人，半数是香港本地金融专才，另一半从内地抽调。但有个问题——”负责人犹豫，“不少外籍员工有顾虑，担心回归后营商环境变化，已经有人提出离职。”
“批准。”肖向东说得很干脆，“国际总部要用认同我们理念的人，不分国籍，但要有共同的方向。离职补偿按最高标准给，好聚好散。”
他走到那幅亚洲金融网络图前，手指点在泰国曼谷的位置：“这里，是我们的第一个突破口。”
“泰国？”负责人诧异，“那边经济已经不稳了……”
“正因为不稳，才有机会。”肖向东调出一份简报，“泰国企业现在急需现金流，愿意用技术、市场渠道甚至股权换取资金。我们的疫苗、通信设备、芯片设计服务，都可以进去。”
“但风险……”
“风险我来担。”肖向东转身，“你本周就带团队去曼谷，谈三件事：第一，疫苗技术授权给当地药厂；第二，华通通信与泰国电信运营商合作建网；第三，芯片设计服务外包。”
他顿了顿：“记住，我们不是去抄底，是去合作。价格可以优惠，条件可以灵活，但必须有一个要求——所有合作都要通过香港公司进行结算。”
这是关键。通过香港的离岸金融中心地位，构建一条资金和技术双向流动的通道。
任务布置下去后，肖向东独自走到天台。晨雾正在散去，阳光刺破云层，照亮海面。远处，青马大桥的轮廓逐渐清晰——这座世界最长的行车铁路双用悬索吊桥，将在两个月后正式通车，成为香港回归的献礼工程之一。
他想起邓小平关于香港的着名论断：“马照跑，舞照跳。”
但真的能一切照旧吗？
改革开放在继续，但掌舵的人换了。香港要回归，但国际环境变了。芯片要做下去，但竞争更激烈了。
所有事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变化本身。
手机震动，是林美娟发来的短信：“验收通过了。卫生部领导说，我们的疫苗在质量上不输进口，价格只有四分之一。哭了一场，为你高兴。”
肖向东看着这条短信，眼眶忽然发热。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春天，至少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他们做的这些事，是有价值的。
2月28日晚，北京，向东生物科技公司礼堂。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颁奖仪式暨庆功宴在这里举行。主席台上挂着红色横幅，台下坐着两百多名研发人员、生产工人、管理人员。林美娟穿着深色西装站在台上，手里捧着奖状和奖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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