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公署的法庭比黑鲸湾的怒海还压得人喘不过气，深棕色木椅的缝隙里嵌着经年的肃穆，空气里飘着旧案卷宗与消毒水混合的冷味，连木椅的扶手都冰得硌手。穹顶白炽灯的冷光斜斜浇下来，像淬了冰的刀子，把被告席的两道影子死死钉在发灰的水泥地上。黄督查的囚服洗得发灰起球，领口磨出毛边，可他依旧梗着脖子，松垮的老脸因为暴怒拧成一团，眼角的皱纹里积满了阴狠——看见阿杰走进来，他突然啐了一口，唾沫星子喷在法警的白手套上，还想往前扑，被法警一把按回被告席：“洪兴的杂碎，敢阴我？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们！”蛇头缩在他身侧，脑袋快垂到胸口，双手死死攥着囚服裤缝，指节泛白得像要断裂。当阿坤将船桨斜靠在旁听席栏杆上时，桨尖铜片的反光扫过他脸，他突然打了个寒颤，裤脚几不可察地抖了抖——那根桨的铜片，当年在黑鲸湾划开他的船舷，咸腥的海水灌进船舱时，他呛得差点断气。
阿杰的指尖贴着怀表的鎏金表壳，表壳边缘被岁月磨出温润的包浆，内侧刻着的“船正心不偏”五个字，被体温焐得发烫，指腹一遍遍摩挲，连笔画的纹路都清晰可触。这是阿强临终前拼着最后一口气塞给他的，当时表链缠在阿强渗血的指缝里，表链末端挂着的半枚船钉，还沾着忠兴号初航时船底的红漆与锈迹，闻着都有海的咸涩。旁听席后排挤得满满当当，全是油麻地的街坊：王老板揣着把老扳手，木柄被几十年的手汗浸得发亮，纹路里还嵌着船板的木屑；阿红的姐妹攥着铁棍，耳麦里不时传来码头弟兄的暗号——“潮水涨了，鱼要入网了”；阿炳拎着个鼓囊囊的保温桶，铁皮外壳被菠萝油的热气熏得发烫，他时不时掀开桶盖哈口气，生怕凉了——这是特意给作证结束的阿婆留的。没人喧哗，黄督查的嘶吼在他们听来，就像海风里飘来的烂絮，不值一提。
“传证人陈桂兰。”审判长的法槌“咚”地敲在木台上，震得窗玻璃嗡嗡微颤，连窗外槐树上的麻雀都惊得扑棱着翅膀飞起来。陈阿婆穿着阿红送的新蓝布衫，针脚细密得看不见接头，领口还别了朵小小的白兰花——是阿炳今早从茶餐厅后院摘给她的，衬得她花白的头发都亮了些。她手里捧着个铁皮盒，边角被岁月磨出包浆，盒盖扣得紧紧的，像护着稀世珍宝。刚走到证人席的木凳前，黄督查突然拍着被告席的铁栏杆嘶吼起来，嗓子哑得像被砂纸磨过：“她跟洪兴串通！我亲眼见阿强给她塞钱！这老太婆的话不能信！”阿婆猛地抬头，花白的头发丝在灯光下泛着银辉，攥着铁皮盒的手不再抖，指节因为用力泛出青白，声音比码头的船铃还亮，震得人耳膜发麻：“阿强给我鱼蛋钱，是怕我这孤老太婆饿肚子；你收蛇头的金条，是要把军火运进油麻地，炸我们的茶餐厅、烧我们的码头、害我们的街坊！你良心被狗吃了，连阎王爷都不会饶你！”
她哆哆嗦嗦地掀开铁皮盒，指腹因为用力而泛白。里面除了半块染着暗红船漆的木片——那是阿强当年从蛇头走私船上拆下来的，漆料里混着独特的贝壳粉，跟警方截获的船板漆料比对，一分一毫都不差——还有本泛黄的牛皮纸账本，纸页卷了边，边角被雨水浸得发皱，上面用铅笔歪歪扭扭记着：“三月初七，潮大，蛇头裤脚沾红泥，搬黑箱三个，箱角有铁扣，刮破我半块油布”。“那天是大潮，码头只有卸货区的红泥是这个色，黏得能沾住草鞋，”阿婆用粗糙的手指点着账本上的红圈，那是她怕自己忘，用孙女留下的胭脂涂的，颜色都发暗了，“你手下推阿强下海时，他手里还攥着这块木片，喊着‘别让他们动油麻地’！我躲在鱼蛋摊的木板后面，看得清清楚楚——你当时穿的黑皮鞋，鞋尖沾的泥都和蛇头的一样，连泥印子的形状都没差！”
黄督查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额角的青筋突突跳得像要破皮肤，他张着嘴想再喊，却被唾沫呛了一下，咳嗽得弯了腰，声音都变了调：“空口无凭！这账本是伪造的！洪兴的人教她这么说的！”审判长皱着眉刚要敲法槌制止，阿杰突然举起手，声音沉稳得像码头的礁石：“法官大人，我有新证物，可直接佐证证人证词。”他走上证物台，指尖轻轻抚过怀表的鎏金表壳，像是怕碰坏了什么宝贝，然后缓缓打开——表芯里藏着张折叠的字条，纸边磨得起毛，边角都卷了，是黄督查当年的索贿手迹，字迹歪歪扭扭，却和警方从他办公室保险柜里搜出的文件完全对得上。“这是阿强藏在怀表里的，”阿杰的声音顿了顿，喉结滚了滚，“他说‘留着，总有讨公道的一天’。字条背面还有蛇头的走私航线图，标注着元朗仓库的具体位置——北纬22°25′，东经113°55′，连仓库通风口对着哪棵老榕树都标了，和李探长查获的军火存放点，一分都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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