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发明了能转移伤痛的药膏。
只要涂抹在伤口,痛苦就会转移到指定对象身上。
代价是对方承受的痛苦会翻倍,且无法再次转移。
当女儿车祸重伤时,我毫不犹豫地将她的伤痛转移给邻居。
邻居当晚因剧痛猝死,而我从此再不敢让自己受一点伤。
直到女儿再次摔断腿,我颤抖着将药膏涂在自己身上——
瞬间理解了邻居死前承受的是何等酷刑。
更可怕的是,女儿哭着说:“妈妈,药膏好像……会传染。”
药膏的气味像铁锈混着烂橘子,在狭小的地下实验室里弥漫。安娜盯着培养皿里那团缓慢蠕动的深绿色胶质,指尖神经质地敲击着不锈钢操作台。成了。她几乎能肯定。三十七次失败,耗尽了积蓄,熬干了睡眠,但这次——她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拿起一旁准备好的手术刀片。
刀锋划过左手小臂内侧的皮肤,一道寸许长的口子瞬间绽开,鲜红的血珠争先恐后地涌出。尖锐的疼痛让她倒抽一口冷气。她立刻用消过毒的刮刀挑起一小块粘稠的绿色药膏,小心翼翼地涂抹在伤口上。冰凉滑腻的触感盖过了灼痛。她拿起手机,拨通了丈夫彼得的号码。
“彼得,”她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现在,感觉一下……你的左手臂。”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随即传来彼得压抑的抽气声。“嘶……怎么回事?突然像被刀割了一下!就在左臂这里!”他的声音充满了困惑和一丝恼怒,“你在搞什么鬼,安娜?”
安娜的心脏狂跳起来,几乎撞碎肋骨。她低头看自己的手臂——那道新鲜的伤口依旧存在,皮肉翻卷,渗着血丝,但刚才那尖锐的、火烧火燎的痛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奇异的麻木,仿佛那伤口是长在别人身上。而彼得在电话那端的痛呼,像最动听的乐章。
“成了!彼得!真的成了!”她对着话筒尖叫,声音因激动而变调,“‘潘多拉’!我的药膏!它能转移伤痛!我把我的伤,我的痛,转移给你了!”
电话那头是更长的沉默,只有彼得粗重的呼吸声。“……转移?痛?”他的声音低沉下去,带着难以置信和隐隐的恐惧,“安娜,你……你做了什么?这感觉……不只是被割一下那么简单……像……像有烧红的铁条在肉里搅……”他的声音开始扭曲,夹杂着痛苦的呻吟。
安娜愣住了。彼得描述的痛感,远超她刚才承受的。她只是被手术刀划了一下,而彼得却像是在遭受酷刑。一个冰冷的念头蛇一样钻进她的脑海:代价。这违背常理的力量,怎么可能没有代价?她猛地想起实验笔记角落里,自己用红笔潦草写下的、当时以为是胡思乱想的警示语——转移后的伤痛会在承受者身上痛苦倍增,且无法被再次转移。转移者后续承受相同类型伤痛会自动加倍。
倍增!无法转移!她浑身发冷,对着话筒语无伦次:“彼得!彼得你听我说!坚持住!我……我这就过来!我……”
“啊——!”一声凄厉到不似人声的惨叫从听筒里炸开,随即是重物倒地的闷响,接着,死寂。
“彼得?彼得!”安娜对着手机嘶喊,回应她的只有忙音。她疯了一样冲出实验室,开车冲回家。客厅里,彼得蜷缩在地毯上,身体僵硬,双目圆睁,瞳孔已经散大,脸上凝固着极致的痛苦表情。法医后来的结论是:突发性心因性休克,诱因不明,推测是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剧烈疼痛刺激。
安娜的世界崩塌了。她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用她引以为傲的发明。她销毁了所有实验记录,只留下指甲盖大小的一点“潘多拉”,封存在一个真空小瓶里,藏在项链吊坠中。这是她罪行的证据,也是她无法摆脱的诅咒。她辞去了研究所的工作,搬了家,切断了几乎所有社会联系,像一只受惊的鼹鼠,把自己深深埋藏起来。她小心翼翼地活着,不敢切菜,不敢跑步,甚至不敢在浴室放防滑垫以外的地方多走一步。任何可能带来伤痛的风险,都被她以近乎偏执的方式规避。她不能受伤,绝对不能。一次普通的割伤,如果转移出去,可能会直接杀死一个无辜的人;而如果自己承受,下一次同样的伤,痛苦就会翻倍。这是一个死循环,一个以她丈夫的生命为代价画下的、鲜血淋漓的牢笼。
唯一的慰藉是女儿莉莉。莉莉是她灰暗世界里仅存的光。她把所有的爱,所有的保护欲,都倾注在这个小小的生命上。她给莉莉买最安全的儿童座椅,带她去空旷无车的公园,连家里的桌角都用厚厚的软胶包起来。她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祈祷着悲剧不要重演。
然而,命运似乎格外喜欢捉弄小心翼翼的人。莉莉八岁生日那天,安娜带她去新开的室内游乐场。巨大的彩色城堡,柔软的海洋球池,孩子们兴奋的尖叫此起彼伏。安娜的视线一刻也不敢离开在蹦床上欢快跳跃的莉莉。就在她低头看手机确认时间的几秒钟——一声沉闷的撞击声,紧接着是莉莉撕心裂肺的哭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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