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人同时看向纸片上的字，片刻沉默后，周正仁把那张卷成细条的纸片夹进证物袋，动作很轻，像是怕惊动什么。令狐长生没说话，只是把H序列残片重新封进加密盒，指纹锁“咔”地合上。两人走出宏远工程队办公室时，天刚亮，楼道里一股水泥和铁锈混着的陈年气味。
回到支队，令狐长生径直进了物证分析室。他从保险柜取出河岸车辆搜查记录，翻到第十七页，停住。照片里，李茂才的工牌挂在后视镜下方，边缘有明显磨损，金属扣环变形，是长期佩戴的痕迹。他放大图像，看清了编号：MR-8-2019-047。
半小时后，痕检科送来断裂工牌的材质报告。令狐长生戴上手套，把两份报告并排摊开。伪造的痕迹在显微镜下无所遁形——断裂工牌的塑料基底纤维排列紧密，无自然老化裂纹，涂层是人工喷洒做旧，表面有细微颗粒堆积，不像长期暴露在潮湿环境中的真实磨损。更关键的是，编号被重新蚀刻过，字体边缘有轻微毛刺，与原始工牌的激光雕刻工艺不符。
“不是同一块。”他说。
周正仁站在他身后，盯着屏幕上的对比图。他没问是谁干的，也没问为什么。他知道答案不在技术报告里，而在那个把假工牌塞进井壁碎石层的人脑子里。
令狐长生调出泵站破拆当天的勘查记录。视频显示，工牌是在清理井口表层浮土时被发现的，位置在碎石最上层，距离水泥封层仅十厘米。他拖动时间轴，反复看了三遍。没有掩埋痕迹，没有挤压变形，就像被人随手扔进去又轻轻盖了点土。
“如果是李茂才逃亡途中掉落，”他说，“应该在更深处，或者被水泥覆盖。可它太干净了，像特意摆上去的。”
周正仁点头。他想起河岸现场那辆废弃面包车，车门半开，座椅上有烟灰，驾驶座边缘有手掌摩擦留下的油渍。那是真实生活过的痕迹。而这个工牌，没有一点使用过的气息。
“谁会复制一个工牌？”周正仁问。
“知道我们查到了泵站，知道我们在找人。”令狐长生把视频暂停在工牌出土瞬间，“还知道我们会比对李茂才的物证。”
“所以提前准备好，等着我们挖出来。”
“不是等着。”令狐长生纠正，“是引导我们挖出来。”
周正仁盯着白板上的时间线。李茂才失踪、车辆弃置、血棉发现、泵站图纸匿名寄送——每一步都像在推他们往前走。现在，连工牌都送到了眼前。
“他在告诉我们，案子快破了。”周正仁声音低下来，“李茂才就是凶手，证据齐全，可以结案。”
令狐长生摘下眼镜，用布擦了擦镜片。他没看周正仁，只说了一句：“结案报告谁批？”
周正仁没答。他知道问题不在结案，而在谁想让它结。
当天下午三点，阳光透过物证分析室的百叶窗，在桌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令狐长生坐在办公桌前，熟练地操作着电脑，调取了宏远工程队近三年的工牌发放记录。 系统显示，MR-8型工牌共发放四十三张，全部登记在册，领用人签字齐全。李茂才那一张，编号047，签收日期是2019年3月12日，笔迹比对无误。
“没有重号。”他说。
“也没有遗失登记。”
“那这块假工牌是从哪来的？”
“模具。”令狐长生说，“要么偷印，要么内部复制。能拿到原始编号和样式，还能模仿材质老化，不是外人能做的。”
周正仁翻着发放台账，手指停在一页上。赵德海作为队长，有权审批工牌补办。记录显示，去年七月，他签批过一次补办申请，理由是“夜班组成员工牌遗失”，但领用人签字栏空白。
“补办没登记名字。”周正仁说。
“也没拍照存档。”令狐长生接过文件，“补办的工牌，可以直接拿走。”
“所以，有人用这个漏洞，做了块假的。”
“不止是假的。”令狐长生把两份材质报告并列，“这块工牌的塑料基底，和宏远去年采购的备用材料批次一致。他们用的是自己的料。”
周正仁抬头，“内部做的。”
“而且，”令狐长生翻开泵站勘查日志，“工牌发现时间是破拆后第三小时，我们刚确认空腔存在，还没下井。那时候，现场只有技术组和我们的人。”
“外人进不来。”
“所以，”令狐长生合上文件，“放工牌的人，知道我们会去，知道我们会挖，还知道我们查到了李茂才。”
周正仁站起身，走到白板前。他拿起记号笔，在“李茂才”名字上划了一道斜线。
“他不是凶手。”他说，“他是靶子。”
令狐长生把断裂工牌装进新证物袋，标签写：“仿制品，编号MR-8-2019-047（伪造），来源不明，疑似反侦查投放。”
“下一步？”他问。
“查谁有权限补办工牌，谁接触过材料，谁在破拆当天出现在现场。”周正仁盯着白板，“还要查，谁希望我们相信李茂才是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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