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茵的指尖在纸上留下最后一道划痕,墨迹末端的晕开像被水浸过。令狐盯着那份复印件,没有移开视线。周正仁站在白板前,记号笔还悬在“净安环保”外圈的第三条线上,笔尖渗出一点浓黑。
“得让她想起来。”周正仁说。
令狐合上档案,起身时围巾角勾住了桌沿,他轻轻一拽,羊毛线绷直又回弹。医院那边刚传来消息,吴茵脑电波异常放电后陷入浅昏迷,醒来便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医生建议做深度记忆回溯,但需要授权。
“没人能签。”令狐说。
“我来。”周正仁把笔拍进笔筒,“证人保护程序,走内部备案。”
心理科的引导室没有窗帘,上午十点的光从侧面打进来,照在吴茵面前的投影幕布上。她坐在椅子上,手腕上的佛珠一颗颗摩挲着,节奏稳定。医生坐在她斜后方,声音放得很平:“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条走廊,空的,安静的,你可以走,也可以停下。”
令狐站在单向玻璃后,手里捏着她的脑电图报告。8.3Hz的周期性波形出现在第三分钟,和上次完全一致。医生开始引导她回忆那个日期——2001年7月13日。
吴茵的呼吸变浅了。
“有门。”她忽然开口,声音像从远处传来,“蓝色的,铁的,门框上有锈。”
令狐把这句话记下来。医生继续问门上有没有字,她沉默了几秒,右手慢慢抬起,在空中虚画。
“三……组。”她说,“清道夫三组。”
幕布上随即出现她画出的门牌草图:白底黑字,字体方正,右下角有个小三角缺口。令狐立刻调出市属单位90年代标牌模板库,比对结果显示,该字体为市政系统内部通用编号样式,1995至2003年间广泛用于二级下属机构。
“不是正式编制。”他说,“是临时挂牌。”
周正仁翻查废弃单位名录,输入关键词“污水处理”“实验站”“城南”,筛选出七家。再叠加“2001年暴雨停工记录”,只剩一家:原城南污水处理实验站,位于化工厂东侧八百米,2003年因管网改造拆除,原址并入市政排污系统。
“时间对得上。”周正仁指着资料,“赵德海那年清淤,净安环保协作,实验站离现场最近。”
令狐没说话。他调出吴茵绘制的门牌照片,和当年市政工程照片库里的标牌样本逐一对比。材质、字体、边角磨损程度全部吻合。唯一的差异是,实验站大门实际挂的是“技术监测组”,而非“清道夫三组”。
“编号是临时改的。”他说,“或者,是他们自己起的。”
下午三点,令狐去了市图书馆。公安系统2001年的档案尚未数字化,涉稳类材料需三级审批才能调阅。他绕开这条路径,直接查找《A市抗洪救灾纪实(2001)》。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物,收录了当年表彰名单和现场照片。
秦守业的名字在第87页。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重点区域治安维稳与应急调度”。旁边附有一张合影:五名干部站在一处废墟前,背景是坍塌的厂房结构,远处能看到化工厂标志性的双烟囱。
令狐掏出放大镜,一寸寸扫过照片背景。
烟囱之间的空地,有一排低矮建筑,屋顶塌了一半,墙皮剥落。他对照卫星地图旧址标记,确认这就是化工厂东区。而照片右下角的时间戳显示:2001年7月13日,上午10时17分。
正是“清洗程序初始化”的七小时后。
他把书页拍下来,发给周正仁。回复很快过来:“查他当天行程备案,调原始记录。”
周正仁去了局档案室。秦守业2001年的公务日志被归入“涉稳专项”,需副局长以上签字才能调取。他找到分管领导,说明理由:赵德海灭口、吴茵异常、监控黑影、毒物渗透看守所,所有线索指向同一人,且存在跨系统协作痕迹。
“你怀疑前领导?”对方翻着材料,“凭一本纪念册?”
“还有赵德海保险箱里的图纸。”周正仁把复印件推过去,“混凝土配比变更由秦签批,坐标直指地下拘禁室。2001年7月13日,他在化工厂废墟出现,时间与吴茵记忆、控制台日志完全重合。”
对方沉默片刻,拿起电话。十分钟后,回复来了:调查权限暂停,不得再使用“H编号”“记忆清除”“清道夫”等术语;搜查秦守业住宅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涉及国家应急医疗项目,属保密范畴”。
“你被警告了。”对方说,“再越界,停职处理。”
周正仁走出办公楼,天空阴着,风从街口卷起一片纸屑。他站在台阶上没动,手里捏着那张纪念册照片的打印件。背面是他自己写的备注:2001年7月13日,秦守业出现在化工厂废墟,距“清洗程序”启动不到八小时。
令狐在法医中心等他。通风管道的防水涂料、赵德海指甲里的纤维、吴茵脑中的8.3Hz电波、秦守业出现在现场的照片——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场暴雨夜,不是抢险,是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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