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茵的指尖在纸上留下最后一道划痕，墨迹末端的晕开像被水浸过。令狐盯着那份复印件，没有移开视线。周正仁站在白板前，记号笔还悬在“净安环保”外圈的第三条线上，笔尖渗出一点浓黑。
“得让她想起来。”周正仁说。
令狐合上档案，起身时围巾角勾住了桌沿，他轻轻一拽，羊毛线绷直又回弹。医院那边刚传来消息，吴茵脑电波异常放电后陷入浅昏迷，醒来便不记得自己写过什么。医生建议做深度记忆回溯，但需要授权。
“没人能签。”令狐说。
“我来。”周正仁把笔拍进笔筒，“证人保护程序，走内部备案。”
心理科的引导室没有窗帘，上午十点的光从侧面打进来，照在吴茵面前的投影幕布上。她坐在椅子上，手腕上的佛珠一颗颗摩挲着，节奏稳定。医生坐在她斜后方，声音放得很平：“你现在看到的是一条走廊，空的，安静的，你可以走，也可以停下。”
令狐站在单向玻璃后，手里捏着她的脑电图报告。8.3Hz的周期性波形出现在第三分钟，和上次完全一致。医生开始引导她回忆那个日期——2001年7月13日。
吴茵的呼吸变浅了。
“有门。”她忽然开口，声音像从远处传来，“蓝色的，铁的，门框上有锈。”
令狐把这句话记下来。医生继续问门上有没有字，她沉默了几秒，右手慢慢抬起，在空中虚画。
“三……组。”她说，“清道夫三组。”
幕布上随即出现她画出的门牌草图：白底黑字，字体方正，右下角有个小三角缺口。令狐立刻调出市属单位90年代标牌模板库，比对结果显示，该字体为市政系统内部通用编号样式，1995至2003年间广泛用于二级下属机构。
“不是正式编制。”他说，“是临时挂牌。”
周正仁翻查废弃单位名录，输入关键词“污水处理”“实验站”“城南”，筛选出七家。再叠加“2001年暴雨停工记录”，只剩一家：原城南污水处理实验站，位于化工厂东侧八百米，2003年因管网改造拆除，原址并入市政排污系统。
“时间对得上。”周正仁指着资料，“赵德海那年清淤，净安环保协作，实验站离现场最近。”
令狐没说话。他调出吴茵绘制的门牌照片，和当年市政工程照片库里的标牌样本逐一对比。材质、字体、边角磨损程度全部吻合。唯一的差异是，实验站大门实际挂的是“技术监测组”，而非“清道夫三组”。
“编号是临时改的。”他说，“或者，是他们自己起的。”
下午三点，令狐去了市图书馆。公安系统2001年的档案尚未数字化，涉稳类材料需三级审批才能调阅。他绕开这条路径，直接查找《A市抗洪救灾纪实（2001）》。这本书是公开出版物，收录了当年表彰名单和现场照片。
秦守业的名字在第87页。时任市公安局副局长，负责“重点区域治安维稳与应急调度”。旁边附有一张合影：五名干部站在一处废墟前，背景是坍塌的厂房结构，远处能看到化工厂标志性的双烟囱。
令狐掏出放大镜，一寸寸扫过照片背景。
烟囱之间的空地，有一排低矮建筑，屋顶塌了一半，墙皮剥落。他对照卫星地图旧址标记，确认这就是化工厂东区。而照片右下角的时间戳显示：2001年7月13日，上午10时17分。
正是“清洗程序初始化”的七小时后。
他把书页拍下来，发给周正仁。回复很快过来：“查他当天行程备案，调原始记录。”
周正仁去了局档案室。秦守业2001年的公务日志被归入“涉稳专项”，需副局长以上签字才能调取。他找到分管领导，说明理由：赵德海灭口、吴茵异常、监控黑影、毒物渗透看守所，所有线索指向同一人，且存在跨系统协作痕迹。
“你怀疑前领导？”对方翻着材料，“凭一本纪念册？”
“还有赵德海保险箱里的图纸。”周正仁把复印件推过去，“混凝土配比变更由秦签批，坐标直指地下拘禁室。2001年7月13日，他在化工厂废墟出现，时间与吴茵记忆、控制台日志完全重合。”
对方沉默片刻，拿起电话。十分钟后，回复来了：调查权限暂停，不得再使用“H编号”“记忆清除”“清道夫”等术语；搜查秦守业住宅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涉及国家应急医疗项目，属保密范畴”。
“你被警告了。”对方说，“再越界，停职处理。”
周正仁走出办公楼，天空阴着，风从街口卷起一片纸屑。他站在台阶上没动，手里捏着那张纪念册照片的打印件。背面是他自己写的备注：2001年7月13日，秦守业出现在化工厂废墟，距“清洗程序”启动不到八小时。
令狐在法医中心等他。通风管道的防水涂料、赵德海指甲里的纤维、吴茵脑中的8.3Hz电波、秦守业出现在现场的照片——所有证据都指向同一个结论：那场暴雨夜，不是抢险，是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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