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协和医院。
国内最顶级的肿瘤内科中心。
主任刘振东的办公室内，气氛压抑。
几个科室的副主任，愁眉苦脸地汇报着工作。
“主任，这个月，我们科的收治病人数，下降了百分之四十。特别是肺癌和食管癌，几乎已经没有新病人了。”
“化疗和放疗的病人，也少了一大半。那些早期病人，全被外科那帮人‘截胡’了，根本轮不到我们内科。”
“再这样下去，我们科室的奖金要发不出来了。好几个年轻医生，都在打听，能不能转去外科。”
一个戴着眼镜的副主任，忿忿不平地将一份报表拍在桌上。
“这简直是胡闹！医学是严谨的科学，怎么能搞成运动式的筛查？”
“把所有早期病人都拉去开一刀，这符合多学科诊疗（MDT）的原则吗？”
“过度诊断，过度治疗！这是对医疗资源的巨大浪费！”
刘振东，
一个年过六旬，
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专家，
始终没有说话。
他端着一杯茶，慢慢地吹着气。
他不是一个简单的科室主任。
他是华夏肿瘤内科学界的泰山北斗，是无数指南和共识的制定者。
他建立并维护了这套以内科化疗、放疗为核心的，稳定的肿瘤治疗秩序，长达三十年。
而现在，
苏奇，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用一种近乎粗暴的方式，要把它彻底推倒。
他不能容忍。
这不仅仅是科室利益和个人收入的问题。
这关乎他一生建立起来的学术尊严和行业地位。
“小王，你刚才说得很好。”刘振东放下茶杯，终于开口。
他的声音很温和，但每个字都带着不容置疑的份量。
“我们不能直接去攻击苏奇，更不能去质疑筛查技术本身。那是国家战略，谁碰谁死。”
办公室里的几个人，都安静下来，听着他的训示。
“我们要做的，是提出一个‘善意的’、‘学术性的’讨论。”
刘振东站起身，走到窗边。
“我们要讨论，在现有医疗资源下，如此大规模的筛查，是否会造成严重的医疗挤兑，反而影响了其他疾病的正常治疗？”
“我们要讨论，将大量的‘癌前病变’和‘惰性肿瘤’，都定义为‘癌症’，进行外科干预，是否存在‘过度诊断’的风险？给病人和社会，带来了不必要的创伤与负担？”
“我们要让所有人，冷静下来思考一个问题。”
刘振东转过身。
“苏奇的这场‘人民战争’，会不会，弊大于利？”
他看着自己最得力的几个手下。
“把我们的观点，写成文章，发表出去。联系一些有影响力的媒体和专家，把这场‘大讨论’，给我搞起来。”
“记住，我们的出发点，是为了整个医疗体系的健康发展，是为了保护病人免受不必要的伤害。”
“我们，是理性的，是客观的，是站在学术的制高点上。”
办公室里，所有人都明白了。
这是一场，来自旧秩序的，
有预谋、有组织的，全面反扑。
当天晚上。
刘振东拨通了一个电话。
电话那头，是一个在国内拥有数百万粉丝的“医疗大V”的声音。
“刘主任，您好您好。”
“小张啊，”刘振东的声音和蔼可亲，“我这里，有一个故事，你可能会感兴趣。”
“是一个关于‘奇迹’背后的，代价的故事。”
……
协和的暗流，苏奇并非一无所知。
“长城”每天都会将相关的舆情监测报告，发到他的邮箱。
但他没空理会。
此刻，他正和宁薇，以及S-17项目的核心成员，待在生物安全实验室里。
他们面前的巨大屏幕上，显示着“启明星1号”全球多中心III期临床试验的即时数据。
“我的天……”
一个负责数据统计的研究员扶着桌子，才勉强站稳。
屏幕中央，最核心的三项指标，用猩红的字体标注，每一个数字都仿佛在燃烧。
【客观缓解率（ORR）：82.4%】
【疾病控制率（DCR）：95.7%】
【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预计18.6个月】
实验室里，先是死一般的寂静。
随即，一个研究员压抑不住，发出了一声类似哽咽的欢呼。
这声欢呼像点燃了引线。
整个实验室瞬间被巨大的声浪淹没。
客观缓解率（ORR），代表肿瘤肉眼可见缩小的患者比例。
疾病控制率（DCR），囊括了肿瘤缩小与病情稳定的所有患者。
而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则代表患者带瘤生存的平均时长。
在现有的全球抗癌药物体系中，
任何一款针对晚期实体瘤的药物，
ORR能达到30%就是有效，超过50%便可封神，被誉为“重磅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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