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鹤鸣堂是云霓社的老对头，可当大家听到胡宝华和鹤鸣堂那日被抓的一干人等即将被公开处刑时，难免生出一丝兔死狐悲的感觉来。
尤其是严文生坚持搞隐喻，不愿彻底向日本人屈服的前提下。
徐娇的声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打破了沉默：“你们说……胡宝华他们，真是抗日分子吗？”
“是个屁！”周大强狠狠啐了一口，“老王他师兄胡宝华是什么人，咱们梨园行谁不清楚？那就是个钻钱眼里的主儿！班子里的人怕他、恨他，可卖身契捏在他手里，想走都走不了！要不是那老货临死前不知哪根筋搭错了，硬气了一回，这些人能落到咱们云霓社手里？”
“那日本人手里的名单是打哪儿来的？”徐娇又问。
“还能从哪儿来？胡宝华被抓进宪兵队那鬼地方，怎么着也得脱层皮。他要想少遭点活罪，可不就得把知道的人名儿，一个接一个往外吐呗！”周大强瞥了一眼默不作声的王瑞林，继续道，“别看他那天在台上骂得痛快，好像个英雄。骨子里压根就不是那号人！要真有那份血性，早干嘛去了？用得着等到山穷水尽才来个鱼死网破？”
徐娇眉头紧锁，虽觉周大强的话难听，却也难以反驳，只是闷声道：“瞎说什么呢？不管他肚子里藏的是啥心思，眼下他这么做了，命也搭上了，在世人眼里，他就是条汉子！就是个英雄！”
王瑞林一直冷眼旁观着众人的议论，脸上看不出悲喜，直到议论声渐歇，他才幽幽开口：“他是英雄也好，是狗熊也罢，如今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日本人既然开了这个口，请咱们去观礼，咱们几个一个都不能少，必须到场！”
去观礼？
去看日本人如何砍下自己同行的头颅？
可他们能说不吗？
不能。
云霓社吞并了鹤鸣堂，收留了可能残余的乱党，本身就带着洗不清的嫌疑。若是再不去观礼，岂不是把“心虚”二字明晃晃地写在脸上，等着日本人来清算？
众人心里只感觉像是吃了苍蝇一般恶心。
“行了，”王瑞林道，“等胡宝华死了，这阵风头……总能过去的。咱们手上这出新戏打磨得也差不多了。正好，借这个机会在日本人跟前再露露脸，省得日子久了，让他们把咱们给忘了。”
说忘了，那是夸张话，中日亲善那是日本人接管华夏大陆的重要一步，怎么也不可能会忘记，王瑞林只是想表现的好一点，从日本人那里争取到更多的好处罢了。
“晓得了。”
云霓社众人也是认可，王瑞林那一套不能两头都丢掉的理论的。反正他们现在已经贴上了这个标签，已经撕不下来了，此时他们心里是怎么想的已经不重要了，就像胡宝华心里是怎么想的，对他们来说也不重要了，他们能做的就是保全自己。
众人加班加点，终于是讨论完了最后一句唱词，整本《鉴真渡海》，乍一看，看不出什么问题，戏文中的隐喻埋藏得恰到好处，叫人抓不住把柄，却又能在懂戏的人心底留下一点模糊的、难以言说的刺痛。
严文生看着最终的本子，脸上没有任何满意之色，但这已是王瑞林所能容忍的极限，再争下去，连这出戏都可能胎死腹中，只能就此作罢。
胡宝华行刑的头天晚上，戒酒多日的严文生，破天荒地拎着个空酒壶出了门。
夜色中，他佝偻的背影显得格外萧索。
沈望舒远远地跟着，看着他走进那家熟悉的小酒铺，打了半壶上好的烧酒，又看着他晃晃悠悠地往回走，没有半点异常。
次日天未亮透，王瑞林便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带上最终定稿的戏本，招呼众人出发。
宪兵队远在日占区深处，与租界隔着漫长的、充满疮痍的街道。
当云霓社一行人抵达时，宪兵队那森严的大门前已被人群围得水泄不通。
嗡嗡的议论声如同夏日闷雷，在潮湿阴冷的空气中滚动。
“咋还不开始？磨蹭啥呢？”
“急啥？等人凑多点呗！看砍头嘛，人少了多没劲！”
“啧，鹤鸣堂啊……以前多风光的大班子！听说日本新来的那个什么文化课课长，叫堀川一郎的，就好咱京戏这口。他能扶起云霓社，指不定哪天也能扶鹤鸣堂起来呢！胡班主这又是何苦来哉？”
“谁知道他脑子里装的啥浆糊？心里有坎儿？啥坎儿能比命还金贵？”
“就是！这下好了，自己脖子送上去不够，还拉着一帮人垫背！糊涂透顶！”
“诶，也不能这么说，人家好歹是为了咱中国……”
“为了中国？呵！如今这天下，明眼人都看得清！日本人那是大势所趋！真要为国家好，就该认清现实，安安分分唱戏！非要当那出头椽子，搅得人心惶惶……”
沈望舒在一旁听着大家的讨论，盯着宪兵队那高大的门愣愣出神。
恍惚间，那大门上方似乎幻化出两根粗粝的麻绳，绳子下吊着两个血肉模糊的身影——那是她的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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