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爷走后，认识的，不认识的各路亲戚们开始登门。
起初林栀没有多想，姥爷是这一带有名望的人，生前相交满天下，走后有人上门慰问是人之常情。
头七那几天，院子里来来往往的都是人，有人送花圈，有人送挽联，有人在姥爷的遗像前烧纸，念叨着“陈老先生走好”。
姥姥坐在堂屋里，披着米白色的孝袍，脸上没有太多的表情，只是机械地对每一个来的人点头、道谢。
林栀那时候十九岁，刚上大学一年级，请了假回来料理后事。
她穿着一身不符合此时场景的深蓝色卡通外套，那是她上大学前，姥爷领着她去当地大商场买的。
她低着头没有哭，跪在灵堂旁边给来吊唁的人磕头回礼。
膝盖跪得青紫，她没有吭一声，她觉得自己应该替姥爷体面地送走最后一批客人，这是她唯一还能为他做的事。
妈妈陈秀英缩在角落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家里来了很多人，气氛很沉重。
她不敢出声，拿着一块抹布反反复复地擦同一个地方。
姥爷其他的儿子女儿，不知道为什么，心照不宣的，各自找了个借口没有回来奔丧。
头七过后，院子里冷清下来。真正的亲戚，那些和林栀有血缘关系的人开始陆续出现。
先来的是二姨。
二姨叫陈美芳，是姥姥的第二个女儿，比陈美兰大两岁，嫁到了隔壁镇，婆家是做生意的， 平时不常回来。
她来的时候拎了两箱牛奶和一袋水果，坐在姥姥床前掉了两滴眼泪，然后开始说自己的日子有多难过，丈夫在外面有人了，儿子女儿上学要花钱，家里的房子漏水没钱修。
姥姥听着听着就红了眼圈，拉着二姨的手说：“别急，妈这儿还有点，你先拿去用。”
林栀在隔壁房间听见了这句话。
她没有站出来说什么，那时候她不觉得这是多大的事。
二姨是姥姥的亲女儿，亲女儿有困难，当妈的帮一把，天经地义。
二姨走的时候，兜里揣走了两万块。
然后是舅舅。
舅舅叫陈建国，是姥爷唯一的儿子，在外面开了一家饭馆，生意不好不坏。
他不像二姨那样哭穷，他是直接来“借”的。他说饭馆要扩大，需要一笔周转资金，等赚了钱连本带利还回来。
姥姥一辈子重男轻女，对这个儿子尤其偏爱，二话没说就拿了三万。
舅舅走的时候连张借条都没打。
再后来是大姨。
大姨倒是没来要钱，姥爷收藏了一些字画，不算名家之作，但也有一些是诗友之间互相赠送的作品，有纪念价值。
大姨说想拿去挂在家里沾沾文气，挑了两幅就带走了。
后来林栀才知道，她把字画挂在了自己单位的办公室里，逢人就说这是她父亲的遗作，价值连城。
姥姥不懂理财，也不懂拒绝。姥爷一辈子攒下的积蓄，在姥姥手里就是一张存折上的数字。
她只知道这些人都是她的亲人，亲人之间应该互相帮衬。
不到半年，姥爷留下的存款少了将近一半。
林栀把这些都看在眼里，她试着阻止过，有一次舅舅又来拿钱，林栀忍不住在堂屋里说了一句：“这已经是第四次了。”
舅舅当场就变了脸，说她没良心，说姥爷在的时候最疼的就是她，现在姥爷走了她就翻脸不认人。
姥姥也骂她，说她不懂事，说她一个孩子不该管大人的事。
林栀闭上嘴，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
但她开始做一件事情，她找了一个旧笔记本，把每一笔她知道的借款都记下来。
日期、对象、金额、理由、有没有打借条。
她能知道的就记，不知道的就空着。有些钱是她亲耳听见的，有些是从姥姥零星的念叨里拼凑出来的。
记下来至少是一种交代，说明这一切真的发生过。
真正让事情爆发的，是陈美兰。
陈美兰是所有人里来得最勤的，但和钱有关的事情并不多。她的主要精力都放在那些药方上。
然而当她发现姥姥对别的亲戚出手大方的时候，她开始坐不住了。
大三暑假的时候，林栀放假回来，还没进院子就听见堂屋里有人在吵架。是陈美兰的声音，尖锐刺耳，隔着一条巷子都听得清清楚楚。
她推门进去，看见陈美兰站在堂屋中间，手指着姥姥的脸，脸上是林栀从未见过的愤怒表情。
“你给老二四万，给老大那么多字画，给你儿子那么多钱，你到头来跟我说你没钱？陈建国前前后后给他那个破饭店砸进去多少钱你知道吗？”
姥姥坐在床沿上，枯瘦的手抓着被角，低着头表情阴沉，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大概从没有想过，自己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有一天会用这种口气跟她说话。
林栀站在门口，她看着姥姥那张苍老的、无助的、深深塌陷下去的脸，忽然觉得这个人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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