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主任的笔记本让林栀知道了一件事：陈美兰不是只对她一个人坏，她对谁都坏。
这个发现并没有让林栀觉得好受一点，但它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一扇她一直不敢去推的门，也许错的从来不是她。
从居委会回来那天晚上，林栀给姥姥擦身子的时候，姥姥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你跟你姥爷一个脾气。”
林栀的手停住了，毛巾搭在姥姥瘦骨嶙峋的手臂上，温热的湿气在两人之间升腾。
姥姥难得主动提起姥爷，自从姥爷走了以后，这个家里就像有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谁也不许提他。
提了会难受，难受了又有什么用呢？
“你姥爷活着的时候，也是这个死样子。平时闷声不响，谁都以为他好欺负。有一回药材公司的人欺负到他头上，钱汇过去了，那边不给发药材过来。他一个人跑去人家办公室坐了三天，硬是把钱要回来了。”
姥姥望着天花板，声音沙哑而平淡，像是在念一段很久以前的旧报纸。
“这老头子回来以后大病一场，我说你何苦呢？他说，有些东西不能让，该争就得争。”
林栀没有接话，她把毛巾放进水盆里搓了搓，水已经凉了。
她起身去换热水，走到门口的时候，姥姥又开口了。
“他留的那些东西，还在你那儿吧？”
林栀没有回头，只是嗯了一声，然后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姥爷留的东西，她知道姥姥说的是什么。
姥爷叫陈济川，在平安巷这一带是个不大不小的传奇。
说大不大，是因为他不过是个坐堂的老中医，一辈子守着这间破院子给人看病，没挣下什么家业。
说小不小，是因为他看的病太多、救的人太多，方圆十里但凡上了点年纪的人，提起“陈老先生”，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中医只是他的职业，不是他的全部。姥爷的另一半生命，活在诗里。
他是平安县诗词协会的副会长，主编了十二年的《平安诗刊》。
每期诗刊的封面都是他自己画的，画的是院子里那架葡萄，或者墙头上的牵牛花。他给病人开完方子，就把毛笔往砚台上一搁，顺手在处方笺的背面写两句诗。
有时候是五言，有时候是七绝，有时候只是一句不成调的白话，像是自言自语。
林栀小时候最喜欢趴在姥爷的书桌旁边看他写字，姥爷的手很瘦，看起来只有薄薄一层皮，握笔的时候却稳得像一座山。
他写完了就把笔递给她，让她在废纸上乱画。
她画猫，画兔子，画葡萄架下面的大黄狗。姥爷看了总是笑，说：“栀栀画得比姥爷好。”
那时候院子里晒满了草药，天麻、当归、黄芪、甘草，各种各样叫不出名字的药材一排一排地铺在竹匾上，整个院子都是草药清苦的香气。
来看病的人在院门口的青石台阶上坐着等，冬天的太阳暖洋洋地照在他们身上，有时候会有人带着自家的枣子、柿饼来，算是诊金。
姥爷也从来不拒，有钱的给两块，没钱的拿几个鸡蛋，实在什么都没有的，姥爷就摆摆手说：“下回再说。”
那个“下回”从来不会来，因为下次人家再来，姥爷还是摸摸脉、看看舌苔、写张方子，然后把方子递过去，附送两句诗。
他写的药方，跟别人不一样。
陈济川的字是练过的，小楷写得工工整整，每一个药名下面都用小字标注了分量和煎法。
方子的抬头永远是一句“陈济川谨拟”，落款处总有一枚红色的小印章，上面刻着“平安巷医舍”。
有心人把那些方子收藏起来，说陈老先生的方子本身就是一幅字，裱起来能挂墙上。
姥爷去世的那天，院子里站满了人。
不是亲戚，是那些年找他看过病的人。
有人专程从隔壁县城赶来，有人抱着孩子，有人拄着拐杖。他们排着队进来，在姥爷的遗像前鞠一躬，然后默默地走出去。
没有人哭，但每个人的眼睛都是红的。
林栀那年十九岁，她跪在灵堂旁边，看着那些陌生人的脸一张一张地从面前经过，忽然觉得姥爷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院子。
他就在那些人来人往的石板路上，在那架年年结果的葡萄藤下面，在那些泛黄的药方和诗行之间。
姥爷留给她三样东西。
第一样，是这个院子。他在遗嘱里写得清清楚楚，平安巷三十七号的房产归外孙女林栀所有。那时候他大概已经预见到了一些事情，所以把这一条写在了遗嘱的第一行。
第二样，是他的诗稿。厚厚的一摞，用牛皮纸封着，放在他书桌最下面的抽屉里。
林栀拿到以后没有打开过，不是不想看，是不敢。
她怕自己一看就再也停不住，一停不住就会在夜里哭出声来。
第三样，是那些药方。
准确地说，是那些药方的底方。
姥爷有个习惯，每开一张方子都要留底。他用的是那种老式的复写纸，底下垫一张薄薄的存根，一式两份。病人拿走的是正本，存根留在本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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