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合院到前门火车站，要走将近四十分钟的路。何雨柱带着妹妹穿过南锣鼓巷，拐上地安门外大街，一路往南。清晨的四九城还没完全醒来，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送煤的板车从身边经过，车轱辘碾在石板路上，发出沉闷的辘辘声。
何雨水走了一阵，忍不住又问：“哥，咱们到了保定，去哪儿找爹？”
“有地址。”何雨柱从怀里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纸条，展开给妹妹看。纸条上写着一行字，字迹不算好看，但是一笔一划很清楚：保定府城隍庙街二十七号。
“这地址你从哪儿弄来的？”何雨水接过纸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
“爹留的信封上有邮戳，是保定寄出来的。后来我又托烧饼铺老板打听过——他有个表弟在保定做生意，帮我查到了白寡妇的住处。”何雨柱把纸条收回来，重新揣进怀里的暗袋里，“城隍庙街那一带，住的都是小商小贩，白寡妇在那附近租了房子。”
何雨水沉默了一会儿，又问：“那咱们到了保定，是先去找爹，还是先找街道办？”
“先找地方住下。”何雨柱说，“然后再去找街道办。得按程序来——先让当地政府出面，咱们自己冲上门去闹，反而落了下乘。”
何雨水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到了前门火车站，天色已经大亮。火车站是清末民初的老建筑，灰砖墙，拱形门窗，正门上方挂着一面大钟，指针正指向七点一刻。站前广场上已经有了不少人，扛着行李卷的、挑着担子的、牵着孩子的，乱哄哄地挤作一团。空气中混杂着煤烟味、人汗味和火车站特有的那种铁锈味，熏得人脑仁疼。
何雨柱拉着妹妹穿过人群，走到售票窗口前。窗口已经排了七八个人，他站到队尾，从兜里掏出钱来数了数。去保定的火车票不贵，两张硬座花不了多少钱，但他还是数得很仔细——现在每一分钱都要用在刀刃上。
排了十来分钟队，轮到他时，里面是个戴眼镜的中年售票员，面无表情地问：“去哪儿？”
“保定，两张。”
“几点的？”
“最近的。”
售票员翻了翻时刻表：“八点半有一趟，慢车，到保定得下午一点多。十点钟还有一趟快车，到保定十一点四十。”
何雨柱想了想：“要八点半那趟。”
售票员撕了两张票，报了个价钱。何雨柱把钱递过去，接过车票，仔细核对了一遍日期和车次，然后拉着妹妹往候车室走。
候车室里人更多。长条木椅上坐满了旅客，地上堆着大大小小的行李包裹，连下脚的地方都不好找。何雨柱找了个靠墙角的位置，让何雨水坐在行李包上，自己站在旁边，背靠着墙，目光扫视着周围的人群。
“哥，”何雨水仰起脸，声音压得很低，“咱们这一去，得几天？”
“快则三天，慢则五天。”何雨柱说，“主要看街道办和公安那边的处理速度。要是顺利的话——”他顿了顿，想着怎么说才能让妹妹安心，“顺利的话，咱们把事情办完就回来。你还要上学，不能耽误太多功课。”
何雨水低下头，手指无意识地绞着书包带子。过了好一会儿，她才闷声说：“哥，你说……爹会不会求咱们？”
何雨柱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候车室里熙熙攘攘的人群，看着那些大包小包、拖家带口的旅客，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旅途的疲惫和奔波的焦虑。然后他把视线收回来，落在妹妹的发顶上。
“他求不求，结果都一样。”何雨柱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近乎冷酷，“遗弃未成年子女是事实，不是他求两句就能抹掉的。法律不看人情，看证据。他有手有脚，不是养不起我们——他是不想养。这就要付出代价。”
何雨水没有再问了。她把手从书包带上松开，悄悄攥住了哥哥的衣角。
八点一刻，广播里开始通知检票。何雨柱拎起布包，带着妹妹往检票口走。检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旅客们一个挨一个地往前挪，把车票举在手里，等着检票员用钳子在票上咔嚓剪一下。
上了车，何雨柱找到座位，让何雨水靠窗坐下，自己在她旁边坐好。车厢里人不算多，他们对面坐着一个抱小孩的妇女，旁边过道对面是个穿灰布中山装的中年人，正靠在椅背上打盹。
八点半，火车准时发车。汽笛拉响，车轮开始转动，哐当哐当的声音逐渐加快，车窗外的站台和房屋开始往后倒退。何雨水趴在车窗上，看着四九的城墙和城楼一点一点往后退，直到再也看不见了，才坐回座位。
“哥，”她转过来，看着何雨柱，“到了保定，咱们见到爹，我该说什么？”
何雨柱看着妹妹认真的神情，心里忽然有些不是滋味。她才多大，就要面对这种事——亲生父亲抛弃了她，而她现在要跟着哥哥去送亲爹坐牢。换了别的孩子，可能早就哭得稀里哗啦了。但何雨水没有。她一路上问的都是具体的问题，怎么办、怎么说、怎么应对。这孩子懂事得太早，早得让人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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