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的人是在何雨柱准备拉开门的时候开口的。
那个坐在桌边的中年男人姓孙，是城隍庙街街道办的副主任，从进门到现在一直没怎么说话，只在何大清跪下的时候皱了皱眉头。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中山装，左边口袋上别着一支钢笔，手指头上有长期夹烟留下的黄印子。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像是在打什么算盘。
“小同志，”孙副主任开口了，语调不急不缓，“你父亲刚才也认了错，态度还是诚恳的。我看这事呢，不一定要闹到那一步。让他写个保证书，赔偿你们兄妹一笔生活费，以后定期往家里寄钱——这样处理，对你对他都好。”
何雨柱的手停在门闩上。
他转过身来，看着孙副主任。煤油灯的光从侧面打在他脸上，一半亮一半暗，那双眼睛在暗处里显得格外深沉。
“怎么个赔偿法？”
孙副主任以为他松动了，身子往前倾了倾，语气更缓和了些：“这个数目可以谈。老何，你说说，你手里现在有多少？”
何大清跪在地上，听见这话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猛地抬起头来，嘴唇哆嗦着：“有、有七八十块钱——还有、还有一些粮票——”他一边说一边从怀里往外掏，手抖得厉害，几张皱巴巴的票子从指缝里掉出来，落在地上。
何雨柱低头看着地上那些钱，没有弯腰去捡。
“七八十块钱。”他把这几个字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轻到屋里所有人都得屏住呼吸才能听清，“七十块钱，换两个未成年儿女的生活费、学费、穿衣吃饭、一年四季——何大清，你算数挺好的。”
何大清的脸涨成了猪肝色。
“柱子，爹真的没多少钱了——白家那边也要开销——”
“白家那边。”何雨柱截断了他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说，“你再说一遍，白家那边？”
何大清嘴巴张着，忽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他跪在地上，两只手撑在青砖地面上，指节弯曲得像鸡爪子。汗水从他额头上滚下来，滴在地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水渍。
孙副主任咳嗽了一声，站起来打圆场：“小同志，你父亲的情况确实困难，这个数目咱们可以再商量。实在不行，让保定这边厂子里扣他的工资，每个月固定往四九寄——街道办可以作保。”
“作保？”何雨柱转过脸看着孙副主任，语气里没有半点情绪起伏，“孙副主任，我问您一个事。”
“你说。”
“何大清离开四九的时候，有没有跟四九那边的街道办打过招呼？有没有跟厂子里请过假？有没有给两个孩子留过一分钱的生活费？”
孙副主任嘴唇动了动，没答上来。
何雨柱继续说：“他是半夜跑的。趁我和妹妹睡着了，拎着包袱出的门。留给我们的只有一封信，信上连地址都没写清楚。我到保定之前，不知道他在哪条街、哪个巷子、跟谁住在一起。这叫什么？这叫遗弃。”
他把“遗弃”两个字咬得很重。
“遗弃未成年子女，是刑事犯罪。不是家庭纠纷，不是调解调解就能了的事。”何雨柱的目光从孙副主任脸上移开，扫过屋里所有人，最后落在何大清身上，“你刚才说你认罪了——你认的是什么罪？是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女的良心罪，还是法律上写得明明白白的遗弃罪？”
何大清的嘴唇哆嗦得更厉害了。他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发出了一串含混的气音。
孙副主任的脸色有些挂不住了。他在街道办干了十几年，调解过大大小小几百起家庭纠纷，哪一回不是劝和不劝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眼前这个十六岁的少年，每一句话都像是提前想好了的，一个坑一个坑地摆在面前，根本不给他调解的余地。
“小同志，”孙副主任的语气变了一些，不再那么和气了，“我知道你有委屈，但咱们做事也得讲个情理。你父亲要是进去了，对你们兄妹有什么好处？他好歹是你亲爹——”
“亲爹。”何雨柱嘴角微微弯了一下，但那个弧度里没有半点笑意，“亲爹抛下两个孩子跟寡妇跑了，把家里的钱和票都带走，让我们兄妹在院里被人戳脊梁骨——孙副主任，这样的亲爹，您是觉得留着过年？”
孙副主任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另一个街道办的干事——一个年轻些的男人，坐在角落里一直没吭声，这时候忽然插了一句嘴：“何大清，你跑的时候带走了多少东西？”
何大清跪在地上，额头上全是汗，声音像从嗓子眼儿里挤出来的：“就、就带了点换洗衣服——”
“粮本呢？”何雨柱冷冷地问。
何大清的肩膀哆嗦了一下。
“你走的时候，家里的粮本是不是在你身上？”何雨柱往前走了一步，站在何大清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那是我和雨水三个月的口粮。你拿走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们吃什么？有没有想过雨水会不会饿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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