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何雨柱是被走廊里的脚步声吵醒的。
招待所的房间隔板薄得像一层纸，外头有人走过，脚步声咯吱咯吱地碾过去，从楼道这头碾到那头，又从那头碾回来，像是有人在来回踱步。何雨柱睁开眼，天花板上那盏落满灰的灯泡还黑着，窗户纸透进来一层灰蒙蒙的亮光——天刚亮，保定的早晨冷得有些发干。
何雨水还在另一张床上睡着，被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小片额头和散在枕头上的头发。何雨柱轻手轻脚地坐起来，披上外套，走到门边拉开门。
走廊里站着的人是赵刚。
他还是穿着昨天那身制服，只是领口的扣子松了一颗，袖子往上卷了两圈，露出小臂上几道浅浅的青筋。他嘴里叼着一根烟，没点，烟嘴被咬得变了形，在嘴角斜斜地挂着。看见何雨柱出来，他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别到耳朵上。
“起这么早？”赵刚的声音带着熬夜之后的沙哑，眼眶底下有两道青灰的影子。
“外头脚步声一直响，睡不踏实。”何雨柱说。
赵刚苦笑了一下，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我。我走了好几趟，想着要不要敲门叫你。”
“有消息了？”
“进屋说。”
赵刚侧身进了房间，在靠窗那张木椅上坐下来。椅子咯吱一声，他伸手整了整桌上的搪瓷缸子——空的，缸底结了一层干掉的茶垢。何雨柱在他对面坐下，两个人隔着一张比棋盘大不了多少的小方桌。
“白淑珍昨天夜里又交代了一些东西。”赵刚开口了，声音压得低，像是怕吵醒何雨水，又像是这屋子太小容不下太大的声音，“她和易中海之间的往来，比我们想的要深。”
何雨柱没说话，等他说下去。
“易中海不是临时起意让她去勾引何大清的。”赵刚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展开来搁在桌上。那是一份审讯笔录的抄件，字写得很密，有几处涂改的痕迹，红印泥按的手指印在白炽灯下泛着暗沉沉的颜色。“他们俩认识，是在去年春节前后。易中海通过什么人介绍认识的白淑珍，白淑珍自己说不清楚那个人的名字，只记得是个往河北跑买卖的。但有一点她记得很清楚——易中海第一次见她的时候，就跟她提了何大清这个人。”
“提了什么？”
“提了何大清是丰泽园的厨子，手艺好，挣钱多，老婆没了，一个人拉扯俩孩子。”赵刚的手指在纸上点了点，“白淑珍说，易中海当时跟她说得很直白——‘这个人好拿捏，你只要把他弄到你屋里去，以后你儿子的开销他全包了。’”
何雨柱的手指在桌沿上攥了一下。
白炽灯的光落在赵刚脸上，把他鼻梁上那道疤衬得更深了些。他继续说：“白淑珍一开始没答应。她说她那时候虽然日子不好过，但还没想过走这条路。是易中海后来又找了她两趟，一趟比一趟说得明白。最后一次，易中海给她算了一笔账。”
“什么账？”
“何大清一个月挣多少钱，在丰泽园还能接外活，年底有分红，逢年过节有赏钱。他给白淑珍算了一个数——只要何大清跟她过日子，她每个月至少能从何大清手里拿三十块钱。三十块钱，在一九五一年能养活一家三口绰绰有余。”赵刚说到这里停了一下，“白淑珍的儿子那年刚上初中，学费是一学期三块钱。易中海跟她说，跟了何大清，她儿子读到大学都不愁。”
何雨柱听着，脸上的表情没什么变化。但他的手搁在膝盖上，指节慢慢收紧了。
“然后呢？”
“然后白淑珍就点了头。”
赵刚把那张审讯笔录往前推了推，指着其中一段让何雨柱看。字迹潦草，但何雨柱还是看清楚了最关键的几句——“易中海说，何大清在四合院里被一个老太太管着，只要让他跟院里闹翻，他就会往外跑。易中海让我多去丰泽园门口晃，看见何大清下班就凑上去说话。第一次说话是去年二月十六，在丰泽园后门的胡同里。我提了一篮子鸡蛋，假装不小心撞了他一下，鸡蛋碎了两颗，他帮我捡起来，就这么搭上话了。”
“二月十六。”何雨柱在心里把这个日子记下了。那天他放学回家，何大清确实比平时晚了半个钟头才到家，手里什么东西都没带，只说灶上多忙了一会儿。他没有怀疑——换谁也不会因为父亲晚回来半个钟头就疑心。
但现在想起来，那半个钟头里，白淑珍正蹲在丰泽园后门的胡同里捡碎鸡蛋。
“易中海安排得很细。”赵刚说，“白淑珍说，连她第一次跟何大清说的那几句话，都是易中海教的。‘大哥您一看就是好心人’——这是第一句。‘我一个寡妇，日子实在难过’——这是第二句。易中海跟她说，这两句话说完，何大清就会心软。”
何雨柱没接话。
赵刚把纸折回去，重新揣进口袋里。外头走廊里又有人走过，脚步声拖拖沓沓的，像是在穿鞋没提后跟。等那脚步声远了，赵刚才继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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