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副科长靠在椅背上，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看着易中海。看了好一会儿。
“易中海，”他的语气变了，变得更慢、更重，“你说的话，我一个字一个字都给你记着。但是我要提醒你——白淑珍的供词里，关于你跟何大清、跟她的关系，说得可跟你现在交代的不一样。”
易中海的脸色变了一瞬。那变化快到几乎察觉不到——只是嘴角的肌肉抽了那么一下，但他马上把它变成了一个苦笑。“她说什么了？说我掺和了他们的事？同志，我跟您说实话吧，白淑珍这人——”
“她说什么你不用猜，”李副科长打断他，“你就把你做的事说清楚就行。”
“我做的事？我一没偷二没抢，我做什么事了？”
李副科长没接话。他拿起搪瓷茶缸又喝了一口水，动作不紧不慢。然后他把茶缸放下，翻开文件夹的另一页。
“白淑珍供认，”他的声音像念文件一样平稳，“你曾经给她出主意，让她设法勾引何大清。你还出钱帮她买火车票，让她从保定来四九跟何大清见面。何大清跑到保定之后，你又托人给她带过一笔钱，让她稳住何大清，别让他回四九。”
易中海脸上的血色正一点一点地褪去。
“她还供认，”李副科长继续说，“你这么做，是有目的的。你想让何大清离开四合院，离开他的一对儿女。因为他走了，你就可以去‘照顾’那两个孩子——尤其是那个男孩子，何雨柱。”
“胡说八道！”易中海的声音陡然拔高了。这是他进审讯室以来第一次失态。铐子链子哗啦一响，他两只手同时抬起来，又被铐子拽回去。“她胡说！我跟她根本不熟——”
“不熟？”李副科长又抽出一张纸，“那你给我解释解释——白淑珍手里有一张你的照片。你们俩在北海公园的合影，白塔就在你俩身后。照片背面写着日期：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五日。那时候何大清还在四九呢。你们不熟？”
易中海的嘴张着。审讯室里的灯光好像突然变亮了，亮得他眼前发花。他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的，像有人在拿拳头捶他胸口。
那张照片。他忘了那张照片。
那是去年夏天的事。白淑珍来四九，他带她去北海公园逛了逛。两人在湖边走着的时候，有个照相的支着三脚架在给人拍纪念照，白淑珍非要拉着他拍一张。他当时觉得不妥——一个结了婚的男人跟一个寡妇在公园里拍照，传出去不好听。但白淑珍笑嘻嘻地拽着他的胳膊说“怕什么呀，又没人认识咱们”，他也就没再坚持。照完了她非要把照片给他一张，他随手夹进了家里那本《毛泽东选集》里。后来那本书也不知道搁哪儿去了。
“想起来了？”李副科长盯着他的眼睛问。
易中海的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我再给你看一样东西。”李副科长从抽屉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从里面抽出几张薄薄的纸片——是邮政汇款单据的底单，字迹已经很淡了，但还能看清收款人是白淑珍，汇出地是四九东城。“这是邮政局保存的汇款底单。从去年九月到今年十月，你一共给白淑珍汇过四次钱。金额不多，加起来七八十块钱。但汇款的频率和时间——正好跟何大清跑路前后的时间对得上。你还有什么话说？”
易中海坐在椅子里，身体僵住了。审讯室里很安静，只有做笔录的搭档笔尖落在纸上沙沙的声音。那声音很轻很细，但在易中海耳朵里，却像一把小刀在一刀一刀地剐着什么。
“我……”他开口了，嗓子有些发干，“我只是……我当时就是个好心。”
“好心？”李副科长的眉毛拧了起来。
“白淑珍守了寡，日子不好过。她来找我借过钱，我就借给她了。就这么简单。”易中海说到这里，像是找到了什么支撑似的，声音稳了一些，“同志，你不了解四合院里的事。我们院儿的人，谁家有点难处，大家都会搭把手。三大爷阎埠贵，他家的粮食不够吃，院里谁家要是有了多余，也会匀一点给他。二大爷刘海中，他媳妇生小儿子的时候，全院的人都送了鸡蛋。这就是我们院里的规矩。白淑珍困难，我帮了她一把——这件事如果放在院里，没人会说一个不字。你不能因为帮了人，就把我说成是坏人吧？”
李副科长沉默了片刻。然后他慢悠悠地说了一句：“你要是帮了人，那确实没问题。但你帮的不是白淑珍。”
“什么意思？”
“你帮的是你自己。”李副科长把汇款底单放回信封里，“你说她来找你借钱——那你告诉我，她一个保定的寡妇，怎么就认识了你一个四九的工人？你们院的邻居那么多，为什么她偏偏找你？”
易中海不说话了。
“她来找你借钱，你为什么一借就是四次？你开了银行？”李副科长的声音越来越沉，“还有，白淑珍说你给她出过主意，帮她安排怎么接近何大清——你觉得她为什么要这么说？她跟你有什么仇？非要编一套话来陷害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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