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她站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四周什么也看不见，只有脚下是湿的，踩上去咯吱咯吱响，像是踩在碎玻璃上。
她低头去看，什么也看不清。
远处有人在叫她的名字，声音很熟悉，但她想不起来是谁。
“林月。”
那个声音又响了一次，这次更近了。
她猛地转过身，看到了一个人影，模糊的，像一团被水泡开的墨迹，轮廓不断扩散又收缩。
“你是谁？”她问。
人影没有回答，而是朝她走过来。
每走一步，轮廓就清晰一分。
走到第三步的时候，她看清了那个人——一个女人，穿着黑色的高领毛衣，棕色的大波浪卷发，眼睛微微上挑，嘴唇涂着暗红色的口红。
照片上的那个女人。
林月猛地睁开眼睛。
车厢里一片漆黑，公交车已经到了终点站，司机正在关车门。
林建国抱着她站在车门口，正在跟司机道谢。外面的冷风灌进来，吹得她脸上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做噩梦了？”林建国低头看她，在路灯的光线下，他的脸一半亮一半暗，看起来有点陌生。
林月摇了摇头，把脸重新埋进他的颈窝里。
不是噩梦。
是一个提醒。
照片上的那个女人，在梦里走近了她。
不是因为梦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而是因为她的潜意识在告诉她——这个人很重要，重要到她的脑子即使在做梦的时候都不肯放过。
她想起来了。
在原始时间线里，那张照片上的女人，是胡丽丽失踪前最后一次联系的几个号码之一。
但这个信息是在案件发生半年后才被发现的，那时候照片已经烂得看不清了，警方的技术手段也有限，始终没能还原出那个女人的真实面貌。
但现在，照片还是完好的，女人的脸虽然被遮挡了一部分，但那只眼睛和那半张嘴是清晰的。
只要找到她，也许就能找到胡丽丽失踪那天的真相。
林月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了。
她需要让高远或者林建国注意到那张照片上的女人，并且让他们相信这个人值得调查。
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她不能直接说“我认识这个人”，更不能说“这个人在梦里来找我了”。
她必须找到一个看起来偶然的、合理的、不引起怀疑的方式，把这个人的信息推到调查的前台。
这对一个六岁的孩子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她有林建国。
她有一个愿意相信她的父亲，一个会把女儿随口说的话当成线索来追查的父亲。
虽然今天她已经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了太多次，高远的审视目光就是警告，但她别无选择。
在这个案子里，她就是父亲的眼睛和大脑，如果她退缩了，所有的优势都会化为乌有。
她必须找到一个更聪明的方式。
林建国抱着她走进了一条窄巷子，巷子尽头是一栋灰扑扑的六层楼房，墙皮脱落，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黑洞洞的像一张张开的嘴。
他摸黑上了三楼，从兜里掏出钥匙，打开了其中一扇门。
屋子里很小，两室一厅，家具简陋得可怜，但收拾得很干净。
客厅的茶几上放着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家三口的合影——年轻的林建国、一个笑容温柔的女人、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
林月看着那张照片，喉咙发紧。
那是她的母亲。
她最后一次见到母亲的脸，是在八岁那年的冬天。
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脸色白得像床单，手背上扎着留置针，呼吸微弱得像随时会断掉的风筝线。
她站在病床旁边，不敢伸手去碰，只是看着。
看着监护仪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往下掉，看着母亲的嘴唇一张一合，却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
后来她才知道，母亲最后说的那句话是“月月乖，妈去给你买好吃的”。
那时候她八岁，她信了。
后来她长大了，不信了，但母亲再也没回来。
“妈——你妈——你妈今天打电话来了，”林建国把她放在沙发上，一边脱外套一边说，“说她下周回来，给你带新衣服。”
林月愣住了。
她的母亲，现在还活着。在外地，下周就回来了。
这个认知像一记重锤砸在她胸口上，砸得她喘不过气来。
她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声音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咋了？”林建国蹲下来，看着她突然变红的眼眶，“想妈了？”
林月点了点头，眼泪无声地滑了下来。
不是因为想妈，是因为她知道两年后会发生什么。
她知道那个笑容温柔的女人会在一辆变形的轿车里失去所有的温度，她会站在太平间的走廊上，看着白色的床单从母亲的脸上滑落，看到那张毫无血色的、安静得不像话的脸。
她有一千种方法可以破获铁城所有的悬案，但她不知道该怎么阻止那场车祸。
她甚至不知道那场车祸到底是不是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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