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远停在一扇生锈的铁门前，用手电筒照了照门框上方。
那里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出租”两个字，电话号码已经被撕掉了一半，只剩下“139”开头的几个数字。
“基站定位最近的一次信号，就在这附近。”
高远压低声音说，像是在跟什么人汇报，又像是在自言自语，“距离这个点不超过五十米。”
林建国举着手电筒照了一圈，光束在黑暗中扫过，照出了几扇紧闭的门、几堆冻得硬邦邦的垃圾、一个倒扣着的塑料桶。
没有可疑的人，没有可疑的车，什么都没有。
“会不会是路过？”林建国问。
“有可能，但基站定位的精度在一百米左右，路过也能解释。”
高远把手电筒收回来，照了照自己的脚下，“但我还是想把这一片都走一遍，看看有没有什么异常的地方。”
他们在八家子里转了将近一个小时。
林月被林建国抱在怀里，身体被棉袄棉裤裹得严严实实，但脚还是冻得生疼。
她把脚缩进棉裤腿里，尽量减少暴露在冷空气中的面积，同时保持大脑高速运转。
每经过一个路口，每看到一个可疑的角落，她都会在脑子里做一个标记，跟原始时间线里的信息进行比对。
但直到他们走完最后一条巷子，重新回到车上的时候，她仍然没有找到任何跟这个案子直接相关的信息。
这让她感到不安。
不是因为找不到线索而不安，而是因为她忽然意识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她对原始时间线的记忆，可能不是百分之百准确的。
父亲讲的那些案子，是在他晚年记忆力衰退的时候断断续续讲出来的，有些细节可能已经模糊了，有些时间线可能已经错乱了。
她不能完全依赖那些记忆，她必须在那些记忆的基础上，用真正的刑侦手段去验证和补充。
“白跑一趟。”高远发动车子，语气平淡，看不出什么情绪。
林建国在后座活动了一下冻僵的手指：“至少排除了一些地方，缩小了范围。”
高远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说话，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像是想笑又忍住了。
这是林月第一次在高远脸上看到类似于“认可”的表情，很淡，转瞬即逝，但她捕捉到了。
车子往回开，路过滨河小区的时候，林月从车窗往外看了一眼。
小区门口的路灯下站着一个人，裹着军大衣，缩着脖子，像是在等什么人。
车子从他身边驶过的一瞬间，林月看到了他的脸——一个中年男人，四十岁左右，国字脸，眉毛很浓，嘴唇很厚，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是焦虑还是期待的表情。
她下意识地把这张脸记了下来。
回到派出所，天已经完全黑了。值班室里亮着灯，王桂兰还没走，正在收拾桌上的东西。
看到他们回来，她站起来说：“你们可算回来了，所长让我跟你说，明天早上八点全体开会，市局的人也要来。”
高远点了点头。
“还有，”王桂兰看了看林月，“这孩子今天跟着跑了一天了，早点带回去休息吧。”
林建国道了谢，抱着林月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高远叫住了他。
“建国，明天开会你也要参加。”
林建国愣了一下：“我也参加？我就是一个协警……”
“你是第一个发现手提包的人，”高远说，“市局的人可能会问你话。”
林月注意到高远说的是“第一个发现手提包的人”，而不是“你闺女”。
他在有意识地帮她掩盖。
这个人比她想象的更复杂——他注意到了她身上的异常，但他选择了保护她，而不是揭穿她。
为什么？
林月没有时间想这个问题，因为她已经被林建国抱着走出了派出所大门。
冷风扑面而来，她打了个哆嗦，把脸埋进父亲的围巾里。林建国把她裹紧了一点，加快了脚步，朝公交站走去。
二路公交车上的人比早上少了很多，空荡荡的车厢里只有零星几个乘客，都缩在座位上打盹。
林建国抱着林月坐在最后一排，车窗上的霜花糊住了玻璃，外面的街景变成了一团模糊的光影。
暖风开得很大，吹得人昏昏欲睡，林月的眼皮开始打架了。
她真的累了。
不是身体的累。
六岁的身体虽然小，但精力旺盛，跑了一整天也不至于疲惫。累的是大脑——她今天摄入的信息量太大了，多到她的大脑皮层都开始发烫。
每一条线索、每一个名字、每一张脸、每一句话，都需要她分类、归档、关联、分析。
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即使在上一世当刑侦队长的时候也是罕见的。
但在闭上眼睛之前，她做了一件事。
她把今天所有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用她当刑侦队长时养成的那种结构化思维，把它们分成了三个层级。
第一层：确凿事实。胡丽丽失踪了。徐志强死了。胡丽丽的手提包在陶瓷厂被发现。徐志强足疗店的监控硬盘被人拔走了。有人在八家子附近用黑卡联系过胡丽丽。
第二层：需要验证的推断。胡丽丽和徐志强之间有某种深层的联系，可能超出了普通的客户关系。杀死徐志强的人和拔走监控硬盘的人可能是同一个。胡丽丽的失踪和徐志强的死是同一案子的两个环节，而不是两个独立的案件。
第三层：完全未知。凶手的身份和动机。胡丽丽的下落。那张照片上另一个女人的身份。白色面包车的车主。八家子那个基站定位的确切地址。
她把这三个层级的信息在脑子里扎成了一个结实的框架，然后松开了意识的缰绳，让自己滑入了睡眠。
她做了一个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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