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她哑着嗓子说，“妈回来的时候，你别让她坐大巴。”
林建国愣了一下：“为啥？”
“我……我做了一个梦，”林月用围巾擦掉眼泪，声音闷闷的，“梦到妈坐大巴车，车出了事。”
林建国沉默了几秒钟，然后把女儿搂进怀里，轻轻拍了拍她的后背：“傻孩子，梦都是反的。你妈坐火车回来，不坐大巴。”
林月把脸埋在父亲的胸口，听着他年轻有力的心跳声，拼命忍住剩下的眼泪。
她知道，从现在开始，她不仅要在父亲破案的时候暗中帮忙，还要在母亲还活着的这两年里，把那场车祸的真相查清楚。
如果那真的是意外，她认了。
如果不是——
她没有往下想。
因为她现在的身体只有六岁，她什么都做不了。
她只能等，只能忍，只能把所有的愤怒和恐惧压在心里最深的地方，等到她有足够的身体和能力去挖出真相的那一天。
林建国把她抱到了床上，给她盖了两层被子，又在床边放了一个暖水袋。
他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看着她闭上眼睛，才关了灯，轻轻带上门出去了。
林月在黑暗中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纹。
铁城的天花板和她上辈子见过的所有天花板都不一样。
那些裂纹像是干涸的河流，从中间向四周蔓延，有些分支细得像发丝，有些主干宽得像能塞进一根手指。
她盯着那些裂纹看了很久，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只是看。
这是她第一次允许自己的大脑完全放空。
今晚，她不做刑侦队长，不做六岁神童，不做任何人的引导者。
她只是一个失去了母亲、现在又重新拥有母亲的孩子。
窗外传来火车的汽笛声，悠长而低沉，像一头老牛在雪地里发出的叹息。
铁城火车站离这里不远，绿皮火车进站出站的声音是这个城市最熟悉的背景音乐。
那声音在夜晚的空气里传得很远，穿过棚户区、穿过废弃工厂、穿过结了冰的河面，最后消失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原里。
林月把被子拉到下巴，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墙壁上贴着一幅画，是她上辈子——不，是她“以前”画的，蜡笔画，歪歪扭扭的三个人，写着“爸爸”“妈妈”“我”，还用彩色的纸剪了几朵花贴在旁边。
画已经有点褪色了，边角翘起来，用透明胶带重新粘过。
她伸手摸了摸那幅画，指尖触到翘起的纸边，发出细微的沙沙声。
“妈，”她在黑暗中无声地张了张嘴，嘴唇翕动，没有发出任何声音，“这一次，我不会让你走。”
她在心里给自己立下了一个承诺。这个承诺的重量，比她上辈子穿过的任何一件防弹衣都要沉重。
时钟在客厅里敲了十一下。
铁城的夜，才刚刚开始。
早上七点，天还是灰蒙蒙的，太阳像一张浸了水的纸，贴在东边的天际线上，怎么也亮不起来。
林月是被冻醒的——暖水袋早就凉透了，被窝里的那点热气全跑光了，她把被子裹得紧紧的，只露出一双眼睛，看着窗户上那层厚厚的白霜。
客厅里传来锅铲碰撞的声音，还有煤气味。林建国在做饭。
林月从床上爬下来，光着脚踩在水泥地上，冷得她倒吸一口凉气，赶紧把床边的棉拖鞋套上。
她走出卧室，看到林建国系着一条围裙站在煤气灶前面，锅里煎着两个鸡蛋，边上的小锅里煮着挂面，灶台旁边放着一碟咸菜。
“醒了？”林建国回头看了她一眼，“去洗脸刷牙，面马上好。”
林月走进卫生间，踩在一个小凳子上才能够到洗手池。
镜子里映出一张圆圆的小脸，眼睛大而亮，鼻子小巧，嘴唇有点干裂，脸颊上两团天然的腮红——那是铁城冬天的标志，每个孩子的脸上都有两团“高原红”。
她用凉水洗了脸，牙膏是那种廉价的薄荷味，辣得她直咧嘴。
看着镜子里这个六岁的自己，她还是有那么一瞬间的恍惚。这张脸跟上辈子的她有点像，但不完全一样。
上辈子的她眉眼更凌厉，下颌线更分明，像一把没有出鞘的刀。而这张脸还是软的，轮廓还没长开，像一团还没被塑形的泥。
她伸出手指，在镜子上的水雾里画了一个圈。
圈里面是她的脸。
圈外面是整个世界。
而这个世界的某个角落里，藏着一个杀了徐志强、带走了胡丽丽的人。
林月从凳子上跳下来，走出卫生间的时候，林建国已经把面和鸡蛋端上了桌。
他给她盛了一小碗面，卧了一个荷包蛋，又在面上淋了几滴香油。林月坐下来，筷子在小手里显得有点长，但她用得还算顺手。
“爸，”她一边吃一边说，“今天不是要开会吗？我能去不？”
林建国往嘴里扒了一口面，含混不清地说：“你在家待着，奶奶下午就回来了。”
“可是我想跟着你。”
“不行，今天开的是案子会，市局的人也来，不能带孩子。”林建国的语气难得地坚决。
林月没再坚持。
她知道有些场合确实不能带小孩，硬要去只会引起反感。
但她也不打算真的在家待着——不是不听话，而是她不能错过今天的任何信息。
这个案子的走向会在今天的会议上被初步确定，哪些线索被重视、哪些方向被放弃，都会在今天有一个基本的框架。
她需要知道这个框架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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