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饭是白菜炖粉条、红烧肉、凉拌木耳,还有一个鸡蛋汤。
一家人围着茶几吃饭,奶奶一边吃一边说今天下午楼下的李老太太摔了一跤,送到医院去了,骨头没事,就是扭了筋,得养几天。
母亲说改天去看看人家,带点水果。
林建国没说话,一直在吃饭,但林月注意到他夹菜的时候筷子伸出去又缩回来好几次,明显在想别的事。
饭后,林建国去阳台上抽了根烟。
他平时不怎么在家抽烟,但今天他点了。他靠在阳台的栏杆上,看着外面黑漆漆的天空,烟头的红光在黑暗中忽明忽灭。
林月走到阳台门口,拉开一条缝,冷风从缝隙里挤进来,带着烟味和远处不知道谁家在烧什么东西的焦糊味。
“爸,”她说,“那个冰桶,你们找到了吗?”
林建国转过头,烟夹在指间,火星在风中明灭不定。“什么冰桶?”
“就是冻那个人的桶。”
林月站在门口,一只手扶着门框,“那个人是被冻在桶里的,桶肯定还在吧?凶手把冰坨子弄出来之后,桶去哪儿了?”
林建国愣了几秒,然后猛地转过身,把烟掐灭在栏杆上,大步走进屋里,拿起电话,拨了一个号。
“高队,是我。那个桶……对,就是冻人的那个桶。冰坨子是从桶里取出来的,桶肯定被凶手处理了,但有没有可能凶手没把桶带走,就扔在河滩附近的什么地方?”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林月没听到。
但她看到林建国的表情变了,从紧张变成了某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兴奋又像是紧张,混在一起,拧成了一个她看不太懂的结。
“行,我明天一早就去。”
他挂了电话,在客厅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过身,看着站在阳台门口的林月。日光灯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表情照得清清楚楚——那不是父亲看女儿的眼神,至少不完全是。
那里面有一种东西,像是他在看一个合作伙伴,一个值得信赖的、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给出最关键提示的合作伙伴。
“你提醒爸了,”他说,“那个桶。”
林月把脸埋在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
那双眼睛在灯光下亮得有些过分,像两颗刚从水里捞出来的玻璃珠子,干净、透明,深不见底。“我猜的,”她说,“电视上说的,冰雕做完了,那个模子就没用了。”
林建国走过来,蹲下来,跟她平视。
他看了她很久,久到林月以为自己要被他看穿了,但他只是伸出手,把她的围巾重新系好,打了个结,然后把她的脑袋揽进自己怀里,下巴搁在她的头顶上。
“月儿,”
他说,声音闷闷的,从头顶上传来,“爸有时候觉得,你不是六岁。”
林月的身体僵了一下。
“但爸又想,你不管是不是六岁,你都是爸的闺女。”
他的手臂收紧了一些,把他身上的温度、烟味、河滩上的腥味,还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属于父亲的气息,全部裹在了她身上,“你妈回来了,爸想多陪陪你们娘俩,但这个案子……”
“爸,”
林月打断了他,声音闷在他胸口,“你去查案子,我们在家等你。”
林建国没有再说。
他松开她,站起来,走进卧室,从衣柜里拿出一件干净的警服,挂在衣架上,用蒸汽熨斗仔细地熨了一遍。
他熨衣服的动作很慢,很仔细,像是把明天要面对的一切都压进了那些笔挺的线条里。
蒸汽从熨斗底下升起来,白茫茫的,把他整个人都罩在了里面,像一个正在云端里做准备的人。
第二天早上六点,林建国就出门了。
母亲给他装了饭盒,两个馒头,一盒红烧肉,一盒炒白菜,塞进他的背包里。
林建国出门的时候,天还没亮透,东边的天际线上有一道灰白色的光,像一条细细的裂缝,里面透出一点微弱的光亮。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又灭,灭了又亮,最后彻底安静下来。
林月没有再睡。
她起来洗漱,吃了早饭,帮母亲收拾了碗筷,然后坐到沙发上,打开电视,调到铁城本地台,把音量调低。
电视里在播早间新闻,女主播穿着一件红色的西装,正在念一条关于供暖期延长的通知。
林月没看屏幕,她的目光穿过电视机的上方,落在对面墙上那幅蜡笔画上。
三个歪歪扭扭的人像,笑得没心没肺。
她在想那个桶。
一个能装下一个成年男人的塑料桶,不是随便什么地方都能买到的那种小号桶。
铁城人用来腌酸菜的桶,最大的也就是一米高,直径四五十公分,装不下一个成年人。
要装下一个一米七几、一百多斤的男人,桶的高度至少得一米二,直径至少六十公分。
这种规格的桶,不是家用常见的。
工业用的塑料桶。
她在脑子里把铁城能买到这种桶的地方过了一遍——塑料制品厂、化工原料店、建材市场、物流公司。
通达物流,那个名字在她的记忆里闪了一下,然后被她按了下去。不要想太多,不要在没有证据的时候把任何东西串联起来。
这个案子跟上一个案子不一定有关系,不能因为上一个案子里有过物流公司,就什么都往物流上靠。
但她还是把“工业塑料桶”几个字写在了小本子上,用很小的字,写在页脚的角落里,旁边画了一个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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