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室里传来奶奶的声音，含混不清的，像是说了一句梦话，又像是在叫谁的名字。
三个人都安静了，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又没声音了。
母亲放下竹针，起身去卧室看了看，出来的时候轻轻带上了门，低声说了一句：“没事，翻身，接着睡。”
她重新拿起竹针，继续织。
枣红色的毛线在她手心里翻飞着，一寸一寸地变长。
林建国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夹在指间，没有点。他把烟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放回了烟盒里。
这是林月注意到的一个变化——以前他烟瘾犯了会拿在手里转来转去，现在他会闻一闻就放回去。
也许是因为林月上学了，他不愿意让女儿身上沾上烟味带去学校；
也许是因为母亲回来了，他不愿意让这个好不容易重新完整起来的家再有任何一点让人不舒服的东西。
也许两者都有。
“月儿，”
林建国忽然开口，“你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
林月点了点头，把围巾从身上解下来，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
她从沙发上滑下来，赤着脚走过走廊，推开卧室的门，爬上床，把被子拉到胸口。
她能听到客厅里的声音——林建国在收拾碗筷，母亲在低声跟他说什么，听不清内容，但语气很轻很柔，像一只手在安抚另一只受了伤的手。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壁。
台灯还没关，橘黄色的光从床头柜上照过来，把她和墙上那幅蜡笔画的影子一起投在墙上。
三个歪歪扭扭的人像，在灯光下微微晃动着，像是在对她招手，又像是在对她说晚安。
她在想周秀兰。
一个离婚的女人，跟家里关系不好，一个人在外面打工，偶尔回来一次，跟家里人吵架。
最后一次回来是过年的时候——正月里，天还冷着，地上的雪还没化干净。她回了那栋老宅，然后就从所有人的视线里消失了。
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没有人觉得奇怪，因为她是那个“跟家里关系不好”的女儿，是那个“离婚以后就不着家”的女人，是那个“失踪了也不奇怪”的人。
她失踪了。
没有人找她。
或者说，有人找了，但没找到，或者找得不够用力。
她就被封在了那面墙里，一墙之隔的外面，是她的家人，是她的村子，是她从小长大的地方。
那些人在墙外面走来走去，吃饭，睡觉，吵架，和好，过年，拜年，贴春联，放鞭炮。
而她在墙里面，在泥土和砖块的中间，在黑暗和寂静的包围中，一点一点地腐烂，变成白骨，变成泥土的一部分，变成这栋老宅沉默的、永恒的、永远不会开口说话的一部分。
直到墙倒了，真相像那面土坯墙一样轰然倒塌，碎片散了一地，再也拼不回去。
林月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地对周秀兰说了一句话。
不是对不起，不是安息吧，是一句更简单、更直接、更没有什么修饰的话——
“我会找到他。”
她不知道这个“他”是谁。
但她知道，不管是谁，不管他藏得多深，不管过去了几年还是几十年，她都会找到他。
不是因为她是刑侦队长，也不是因为她有重生的记忆，而是因为有些人——像周秀兰这样的、死了很久才被人发现的、活着的时候没有人在意的——她们不该被忘记。
墙会倒，人会老，证据会消失，记忆会模糊，但真相不会。
真相像石头，沉在河底，不管上游的水怎么冲，它都在那里，不化，不走，不变。
台灯被关掉了。
是林建国进来关的。
他站在床边，低头看了看林月，以为她睡着了，在她额头上轻轻印了一下，然后走到母亲那边，在她额头上也轻轻印了一下。
两个额头，两个吻，一个大的，一个小的，中间隔着一个睡着了又被吵醒了但没有睁开眼睛的六岁小女孩。
林月的眼睛闭得更紧了。
七道沟村在铁城西北方向，开车要两个多小时。
路不好走，前半段是柏油路，后半段就变成了坑坑洼洼的土路，春天翻浆的时候能把车轱辘陷进去，秋天倒是好一些，但尘土大，车开过去后面拖一条长长的黄龙，像给村子画了个尾巴。
林建国是第二天一早去的。
天还没亮透他就出门了，林月听到门锁转动的声音，从被窝里探出头看了一眼窗外，灰蒙蒙的，路灯还亮着。
她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又眯了一会儿，然后爬起来，穿上校服，去洗漱。
母亲在厨房里热牛奶，锅里的牛奶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表面结了一层奶皮，她用筷子挑起来，吹了吹，塞进林月嘴里。
奶皮又香又滑，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在舌尖上化开，像一小团被驯服了的云。
“你爸今天去乡下了，”
母亲把牛奶倒进杯子里，放在林月面前，“晚上可能回来晚。”
“嗯。”
林月端起杯子，牛奶的温度刚好，不烫嘴，她喝了一大口，嘴唇上沾了一圈白色的奶沫，用舌头舔了舔，继续喝。
母亲坐在她对面，手里端着一杯热水，看着她喝牛奶。
这个画面在铁城无数个普通的早晨重复着——母亲看女儿喝牛奶，女儿喝完了把杯子一推，背上书包，说一声“妈我走了”，然后门关上，脚步声在楼道里渐渐远去，声控灯亮了又灭。
但今天，林月走出单元门的时候，没有直接往学校的方向走。
她在楼下的杨树下站了一会儿，从书包侧兜里掏出那个小本子，翻到最新的一页，在上面写下了三个字——周卫国。
她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几秒，然后合上本子，塞回书包，往学校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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