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从阳台上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搪瓷缸子，缸子里泡着浓茶，茶叶占了半缸子，水只有一点点。
他在沙发上坐下，翘起二郎腿，端起缸子喝了一口，发出“吸溜”一声响，然后把缸子放在茶几上，看着林建国。
“抓到了？”他问，语气平淡得像在问菜买了没有。
“还没有，今天去。”
爷爷点了点头，没有再问，拿起茶几上的遥控器，打开了电视。
电视里在播铁城本地的早间新闻，女主播穿着一件红色的西装，正在念一条关于供暖期延长的通知，语速很快，面无表情。
他把音量调小了一些，调到刚好能听到但不会吵到人说话的程度。
林建国穿上警服，把扣子一颗一颗地扣好，正了正帽子，拿起桌上的车钥匙。
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客厅。
奶奶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地响着；
母亲坐在餐桌前叠衣服，把叠好的校服放在一边，又拿起一件毛衣，铺平，折起袖子，对折，再对折，动作熟练得像做了几百万遍；
爷爷靠在沙发上看电视，翘着二郎腿，搪瓷缸子里的茶已经凉了，但他没注意，端起来又喝了一口；
林月坐在餐桌前，手里还拿着那个小本子，铅笔夹在指间，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着一行字。
他看了两秒，然后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的声音很轻，但林月听到了。
她低着头，看着本子上那行字——“赵志远，夹竹桃，缓释，慢性中毒”。
她把“慢性中毒”四个字圈了起来，在旁边画了一个箭头，箭头指着的方向，她写了两个字——“动机”。
她不知道赵志远的动机是什么。
是因爱生恨？
是求而不得的偏执？
还是别的什么更深、更暗、更说不出口的东西？
但她知道，今天，或者明天，或者后天，高远和林建国会找到他，会坐在审讯室里，会问他那个所有案子都会被问到的问题——“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而赵志远会回答。
也许他会说“我恨她”，也许他会说“我得不到她，别人也别想得到”，也许他什么都不说，只是低着头，看着自己那双手——那双手曾经包扎过无数束美丽的花，也曾在某一束花里，悄悄地、不动声色地，放进了一截有毒的枝叶。
林月把小本子合上，站起来，走到阳台上，推开窗户。
冷风灌进来，带着雪和泥土的气味，还有远处不知道谁家厨房里飘出来的葱花炝锅的味道，混在一起，拧成了一股属于铁城早晨的、说不出是什么但一闻就知道是铁城的气味。
楼下的杨树光秃秃地站在那里，枝条在风中轻轻摇晃。
树下的雪地上，有一串新鲜的脚印，从单元门口一直延伸到小区大门，大大的，深深的，每一步都踩得很用力，像是有人在赶路。
那是林建国的脚印。
赵志远是在花店里被抓的。
那天下午，林建国和高远到的时候，他正在包扎一束玫瑰，红玫瑰，外面裹着一层白色的纱布，像是在给一支支伤口裹绷带。
花店不大，开在铁城二中对面那条街上，夹在一家文具店和一家奶茶店中间，门脸窄窄的，玻璃门上贴着“鲜花”“绿植”“开业花篮”几个字，红色不干胶，边角已经翘起来了。
推开门的瞬间，一股混合了玫瑰、百合、满天星的气味扑面而来，甜腻腻的，浓得化不开。
赵志远抬起头，手里还拿着那束没包完的玫瑰。
他看着门口穿警服的两个人，没有跑，没有慌，甚至没有惊讶。他把玫瑰放在操作台上，摘下手上的一次性手套，叠好，扔进旁边的垃圾桶里。
动作不紧不慢，像是一个早就知道这一刻会来、只是在等它来的人。
“等我把这束花包完，行吗？”他问。
高远没有说话，站在门口，把路堵死了。
林建国站在高远身后，看到赵志远的眼睛——那双眼睛不是恐惧，不是愤怒，是一种很空的东西，像铁城冬天结了冰的河面，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
他转过身，重新拿起那束玫瑰，继续包扎。手指翻飞，绿色的花托、白色的纱布、紫色的缎带，在他手里像变魔术一样，几下就变成了一个精致的、好看的花束。
他把花束放在柜台最里面，靠着墙，旁边放着一张卡片，卡片上写着“对不起”三个字，没有抬头，没有落款。
赵志远被带上了警车。
周围的邻居和路人围了一圈，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
林建国关上车门的时候，听到人群里有人说“早觉得那花店老板不正常”“天天往人家家里送花”“不是正常人能干出来的事”。
他没有回头，只是绕过车头，拉开副驾驶的门，坐了上去，车子开动的时候，他听到后座的赵志远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她不会死了吧？”
高远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没有回答。
赵志远也没有再问。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被手铐铐住的双手，看着那双手腕上青色的血管，看着那些血管在皮肤下面微微地跳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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