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次官府招垦，瞧着那优惠的条件。原本就没有任何牵挂的他便报了名，毕竟那告示上列的条件委实太过诱人。
一阵笑声从李存新的嗓间发出，只听这位新任的辽中民政厅厅长笑说道。
“这地是你种的，是政府租给你种的！”
又一次李存新强调一声这租垦的原则——土地依然公有，他这么一强调。只让原本有些激动的赵老四心头顿时一凉。注意到赵老四和另外十几个佃农脸色变化，李存新又接着解释道，
“因为这地是正府公产，所以以后地租也就是交给政府，而官府所收的地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全年收获总量的三成五，至于这个主要作物正产也就是以一季主粮为准，比如种一季小米亩产100斤，只要交35斤地租。剩下的完全都是你自己的……”
“那，那这个一亩地收多少粮食，到时候怎么算？还有。今年又咋算？”
一个三十余岁的佃农问了一声后，便怯缩的退回到人群中，定租对他们来说并不怎么新鲜，看似公道，可实际却没少吃这样的亏，一亩地的定额多出一倍来。那地租看着低，可实际上绝不会低上多少。
“等到明年收粮的时候。官府会派来人来，你们这一批一共是18户人家。到时候每家取出四亩地现收现称，算出这64亩的总产量后，再除出亩产量，以后三年便以这一亩产为准，产量核算，每三年一次，若是因灾害或其它不可抗力导致农作物歉收时，承租人得请求租佃委员会查勘歉收成数，议定减租办法；耕地因灾歉收获量不及三成时，应予免租。”
瞧着交头结耳的众人，李存新又把话声一扬。
“这个三成五的租额是可总督大人的恩赏，大家都是佃农，在关内关外的地租就没有少过五成的，若是碰着黑心肠的，这一季主粮差不多就是给他种的，也就只落个一季豆子，可种官府的地，只收一季主粮的三成五，其它绝不收租！”
虽说这话早已经解释过了，可现在听着大人的解释，赵老四等人无不是连连点头称是，三成五的租确实不高，若是这么细算起来，可以说低的可怜。
“至于这捐税，交税纳粮天经地意，今年，明年新地免税，后年征税的时候，是按地价的2.5%，另附征相当于土地税1/5的地方税，两项合计占地价的3%，至于这地价一亩虽说是15块钱，看似高出市价两三块钱，可十年后，大家能以这15块钱的地价，把地买回去，十年前辽中这地方的地才多少钱一亩？三两银子，不到五块钱，现如今呢？熟地即便是劣地没有十块钱也是万万买不回去的！即便是生意，那也得一两银子不是！大家说这15块钱一亩的地价，搁十年后，高是不高？”
李存新的话看似说的在理，听着也纷纷点头。可实际上这所谓的放租公地却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压榨”，为获取“富国强兵”所需资金的压榨，政府首先通过地租收取一部分地利，随后又借“天经地义”的田赋收取看似极为轻微的“税收”。
可实际上这看似轻微的税收却对百姓而言，却又是一笔沉重的负担。于辽河一带小麦亩产不过一担五上下，以每担小麦价格为2.5元上下为准，则土地产出为3.75元。需缴纳土地税0.375元，地方附加税0.075元，合计0.45元，为土地价的3%。地价相当于土地产出的12%，而佃农又需向政府缴纳占土地产出35%的地租，两者合计为47%，自己所得仅为53%，其中还包括了种子、肥料等约占土地产出15%的生产成本，净收入仅占土地产出的38%。
实际上对于总督府而言，所需要的仅仅只是一道禁止私垦的政令。以及数十万农垦工的垦殖，既通过公地放租，从而一跃成为全中国最大的地主，东三省的土地开垦的越多，佃户越多。总督府的收益自然就越加的丰厚。
至于所谓的十年定价也是为了进一步的获取农业剩余价值，十年后以固定地价将土地售予佃农，政府看似吃了亏，但实际上却获得一笔可观的巨款。而且届时参考市价重定地价之后政府能够征收更高的田赋，依然能够保证稳定的税源。
对于这一切，如赵老四一般的百姓们自然无从得知。他们反而因其所说对官府感恩戴德起来，而在赵老四等人纷纷开始于唇间感激着总督大人的恩情时，李存新又继续向他们施以恩惠。
“至于这镐、耙子、犁之类的农具啥的，大家也不用操心，农业扶助社以最低的价格向大伙提供。若是没钱的话可以以借贷的方式购买，年息一分，息不加息。到时候这钱款的结算可以用粮食偿还……”
一言言一语语，完全是为了百姓考虑，农具的低息贷款，是为了促进农业发展理所当然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些农具都是由指定的生产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成本以及售价自然远低于旧式农具。甚至就连同向佃农提供的牲口，那也是通过农牧公司通过大批交易从草原上购买的，价格相比市场自然稍低一些。但这一切对于像赵老四这样的百姓而言。却又是实实在在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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