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逍为了打破尴尬，赶紧开口补充道：“商鞅是大秦帝国的奠基者，把秦国从‘公国’变成‘王国’，又为秦国打好‘帝国’的地基。他去世一百零四年后，秦始皇灭了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帝国。然而，对秦国有如此大功的一个人，最后竟‘车裂’而死，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独孤信答道：“在商鞅的变法中，除了君主外，所有人都是输家。对于豪门贵族来说，取消了世袭制，唯军功论爵，而且土地所有权也不被承认；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虽然可以种田，但必须一直种下去，给君主来交税，几乎不可能富裕。更关键的是，秦法苛刻，实行连坐制度，让人苦不堪言。杀死商鞅，能够安抚秦国各阶层的情绪，这有利于秦惠文王的统治。商鞅变法之前，诸侯国还盛行‘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规矩，贵族犯事一般不会有死刑。可是秦国自商鞅变法之后，不再讲究这一点，而是提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否则，以商鞅对秦国的贡献，完全不会有车裂的下场，更不会灭族。只能说，时也命也。《史记》中明确记载：‘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
杨逍疑惑不解，便再次向独孤信发问道：“商鞅，张仪，甘茂，范雎，吕不韦，在各自所处的时代，都是独领风骚响彻四海，秦国国君更是在这几位相国的帮助下，最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商鞅、张仪、甘茂、范雎、吕不韦，这五位帮助秦国完成霸业的功臣，却都不得善终，有的甚至惨遭五马分尸，不由得给人一种狡兔死走狗烹的感觉。难道是秦国国君就这么刻薄寡恩？”
独孤信想了好半天，才慢慢地答道：“五位相国的不得善终，可以归结为君权和相权的争斗。君主希望相国帮他处理军国大事，但不希望相国威胁到自己的统治。每一位新国君的上台，都会想着将自己人安排到各个职位上。有人上就得有人下，于是上一任君主留下来的官员，尤其是掌握军国大权的相国，更是遭到新国君的猜忌。俗话说伴君如伴虎，一朝天子一朝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归根结底，这五位帮助秦国一统天下的大功臣，最终不得善终的原因，无非就是君权和相权争斗的牺牲品，是国君为了掌握权力，稳定局势的手段。所以历史上才会有‘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样的事件一次又一次的上演。”
杨逍又问道：“秦惠王虽然对商鞅处以极刑，但是，他依然坚持不断地实施“商鞅变法”，巩固并扩大商鞅变法的成果。不但秦惠王这么做，此后秦朝的所有国君，一直到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也没有改变商鞅变法的各种做法。并没有因为国家已经统一了，就另行一套。由此也可以看出，秦始皇也是对商鞅变法极为认可的。除此之外，秦朝宰相李斯还对商鞅做了高度的评价：‘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要知道，李斯是深得秦始皇信任的人，他所表达的观点，差不多就是秦始皇的观点。这也侧面证明秦始皇对商鞅的认可。商鞅当时被秦惠王所杀，大家都知道商鞅是被冤枉的。商鞅既然是非常冤枉的，为什么秦国后世的历代帝王，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商鞅平反呢？他们享受着商鞅变法带来的巨大利益，却那么残酷无情地对待商鞅。他们这样做，难道不觉得愧疚吗？”
独孤信答道：“虽然商鞅被车裂，但他对秦国的贡献还是被后人承认。如秦朝人李斯写的《谏逐客书》中说的话，刚才你也提到过：‘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这个说法当时是被秦始皇承认的。汉文帝时的大才子贾谊在《过秦论》中也说：‘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这也是被后世人广泛接受的。所以，无论在秦朝还是后代，商鞅的事可以说已经平反。但是秦国的国君却没有规规矩矩地说道说道，正式地为商鞅平反，这还真是一大遗憾。”
杨逍道：“虽然给商鞅平反的不是诏令，可是古往今来的人眼睛都是雪亮的，心里也是亮堂的。蔡泽就有一句公道话：‘夫商君为秦孝公明法令，禁奸本，尊爵必赏，有罪必罚，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劝民耕农利土，一室无二事，力田稸积，习战陈之事，是以兵动而地广，兵休而国富，故秦无敌于天下，立威诸侯，成秦国之业。?’”
独孤信笑道：“你不是能说出来个一二三吗？还非要让我说。好，我也不能落后，我记得汉武帝时的能臣桑弘羊曾经说过：‘昔商君相秦也，内立法度，严刑罚，饬政教，奸伪无所容。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器械完饰，蓄积有余、夫商君起布衣，自魏入秦，期年而相之，革法明教，而秦人大治。故兵动而地割，兵休而国富…功如丘山，名传后世。’”
这章没有结束，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