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猛道：“一个人不管生前如何显赫荣耀，但是在其逝世后，人们对于他的评价，才是决定他到底是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正所谓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为此‘谥号’制度就应运而生，而谥号就是用于高度概括一个人一生是非功过的评价，按其生平事迹给予褒贬，因此历代帝王将相、王公大臣们都非常重视。有褒的美谥，怜的平谥，贬的恶谥三种。美谥如文、武、明、睿、康、景、庄、宣、懿都是好字眼；恶谥如厉、灵、炀都含有否定的意思；平谥如怀，悼，哀，闵，殇，有点同情的意味；另外东吴大帝孙权的谥号是‘大皇帝’，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由于恶谥是对死者的批评，这在任何时代，都是人们比较反感的事情，特别是皇帝。所以北宋王朝做出规定：不立恶谥，只作美谥和平谥。”
杨逍道：“石大哥说得没错，先秦时期的谥号，通常是一个字，或者是两个字，往往言简意赅。齐桓公、楚灵王、赵武灵王……几个字就能定一个人毕生之功过。汉代以后，官府对于谥法的管理和认定更为严密，有‘大鸿胪’专司此事，汉代的谥号通常是两个字，汉代‘以孝治天下’，‘汉文’、‘汉景’、‘汉武’，其实都应该是‘孝文’、‘孝景’、‘孝武’。魏晋又改成了一个字，或者与‘复周公之政’有关。但是总的来说，唐朝以前，无论是皇帝，还是贵族，上的谥号都还比较客观、克制。唐朝以后，时代变了，人心也变了。”
独孤信接着道：“是的，确实是唐朝人把盛行千年的谥法彻底搞砸了。从唐代开始，谥号出现了两种变化，一种是逐渐加长，一种是生前加谥。逐渐加长的结果是确实是造成了动辄十几二十字的特长版谥号，除了祭祀大事，平常没人用这个称呼，于是逼得读书人用年号甚至用陵号称呼皇帝。至于生前加谥，也就使得谥号充满了溢美之词，。——如果有例外，那么提到的‘先皇’，大概率是前朝的亡国之君。试想皇帝还在位，谁敢用批评之词来评价他，谁敢给他恶谥。从此，谥号就从臧否人物的利器，变成奉承皇帝的方式，也成为皇帝驾驭群臣的手段。谥号的变异毕竟是单方面的，所谓‘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给皇帝的谥号充满了溢美之词，给群臣的谥号，也在皇帝的授意之下，越来越暗藏玄机。对于文臣，在某些历史时期，‘文正’，‘文贞’成为了那时公认的最高评价；对于武臣，‘忠武’成了难得的美谥。”
石猛道：“人人都不想被人批评，被人骂，如果有人非要骂，非要批评，哪怕是忠言逆耳，也会有无妄之灾。看历代王朝的兴废，多少都是因为奸佞之臣不顾廉耻，只做谄媚之事。最开始时，只是一些小人对皇帝赞美、谄媚，时间一长，对皇帝的赞美，更是形成了制度、规定，但追根溯源，谥号的异化，是在唐朝时期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步，从此之后，谥号再也不能公正地去褒贬人、评价人的一生。”
独孤信道：“人们都知道皇帝在世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没人敢对当朝皇帝指指点点，即使有，也都是恭维为主，提建议或者意见也是挑皇帝高兴的时候。在皇帝活着的时候，很难看出他的真实功过。因为谁也不知道一个好皇帝在晚年会做出来什么荒唐事，也不敢担保一个荒唐的皇帝在晚年改过自新，所以活着的时候评论一个人，那是不太合适，简直是对人的亵渎。但是皇帝死后，情况就大大的不一样了，这个时候给皇帝上的谥号和庙号等称号，往往更有真实性，也更能全面一些。”
杨逍道：“皇帝的称号是的真不好叫，你以为汉高祖刘邦的谥号是‘高祖’？其实他谥号是‘高皇帝’，如果这个时候你知道其实有的皇帝还有庙号，那你一定会以为‘高祖’是刘邦的庙号？那么你又错了，刘邦的庙号是‘太祖’。历史上称他为‘汉高祖’是将庙号和谥号并在一起的。”
石猛道：“毕竟谥号是死后，后人评定的，也就是盖棺论定，这一辈子就这么敲定了。话说姓氏加上谥号其实也是对人的一种尊敬，古人也惯用这种手法。汉朝的时候有庙号的皇帝着实不多，但是谥号却是一人一个，到了唐朝，庙号也成了各位皇帝们人人都有的东西。”
独孤信道：“一般情况下，要得到谥号，必须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官方讲的谥号资格，每个朝代都不太一样：周朝天子、各国诸侯、卿大夫及夫人有得谥资格；汉朝规定只有生前封侯者有得谥资格；唐朝规定职事官三品以上有得谥资格；唐朝二品以上官员有得谥号资格；那历史上还有两个没权没势，也能获得谥号的人。前一个人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另一个一个宋代奇人，他就是号称‘梅妻鹤子’的诗人。前一个大家都认识，后一个可能陌生一点，前一个是陶渊明，后一个是林逋。两人都有谥号，不说别的，就说两人的地位，那可都是布衣之身。再看看两人的财产状况，一个是‘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的小农民，另一个是‘三百六十棵梅树’的所有人。二人勉强维持温饱，可能都存在问题，就这么两个人，他们还都有谥号。一个是，‘古今隐逸诗人之宗’，另一个是连宋朝皇帝都加关注的隐逸派代表人物。一个是陶靖节，一个是林和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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