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9月30日，罗贝尔的伤势已经近乎痊愈，完全可以驾机升空。然而莫斯科的秋天却不像华盛顿的那般明朗怡人，一阵秋雨过去，野战机场顿时就变成了烂泥潭，罗贝尔带僚机升空训练的计划自然泡汤了。
清早起来看到机场成了沼泽的罗贝尔无奈，只能脱下飞行员夹克，再披上苏军下发的颇能御寒的褐色军大衣，去飞行员俱乐部给自己的两个僚机“讲理论”。
他穿着俄式的军靴，像个俄国人一样大步迈过一个又一个泥坑，淡然地面对拂面的寒风，但当他推开军官俱乐部的门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的“粗犷”在真正的俄国人那里什么也不是。
“喝杯酒暖暖身子吧，中队长。”
他的僚机康斯坦丁少尉殷切地将一小杯伏特加摆到了他的面前，没有向他敬礼。
现在法国与俄国飞行员的军衔仍旧不匹配，罗贝尔两次向上级打报告都被拒绝，连多米尼克中校都没办法，他这才发现尽管到了非洲，法国军队仍然顽固地保留着一些令人讨厌的传统。
正如比约特中尉所吐槽的，戴高乐将军所代表的‘少壮派’军官在1940年几乎被德军一网打尽，跑到英国来的军校生固然不少，但他们算是“少壮派”吗？分明只能算是“娃娃派”！那些娃娃脸的新军官在老军官面前大气都不敢喘，甚至还被各种欺辱打压，哪怕经过一年战斗的他们中有不少人的能力已经无限趋近于那些徒有虚名的前辈了。
德内尔对这种情况是厌恶到了极点，特别是在经历了不算愉快的叙黎战役之后。在被抬上英国人的船之前，这位戴高乐的忠实战友还不忘拜托自己的下属（参谋长德席尔瓦和喀麦隆第一团代理团长玛丽·科尼希）提醒将军，必须尽快推动自由法国军官团年轻化，任由*****窃据高位必将导致军队批量生产出如甘末林那样的庸才。
而且鉴于自由法国掌握的中高级军官素质远低于本土军官的悲惨现状，能出“甘末林”都算烧高香了。
尽管短时间以内，这些家伙确实比不少缺乏经验的新人更靠得住，但有他们在，真正有潜力、会思考的年轻军官便很难出头，因为老家伙们天然反感和他们战术思维不一致的年轻军官。
此中的道理，坐了十几年冷板凳的戴高乐自然不会不懂。
所以他在自己最熟悉的陆军当中首先提拔了一批年轻而富有才华的军官，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两个玛丽”，玛丽·罗尚比恩少校在伤愈后被晋升为中校，进了参谋部挑大梁，而玛丽-皮埃尔·科尼希则被晋升为准将，又一次成为了自由法国独立第一旅的指挥官。
这次的旅可不是此前那个整编时期的过渡部队，而是货真价实的野战部队，总兵力达到了三千七百多人。科尼希接手这支部队之后，一时间居然有些惶恐，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指挥这样大规模的部队，因此他特地向德内尔写了信，向这位老上级请教“速成指挥”的经验。
德内尔和柯尼希就此成了笔友的事姑且不提，正是由于戴高乐将军正大刀阔斧地改革陆军，比约特中尉才相信罗贝尔等人的要求将很快得到满足：“改革之风早晚会吹到空军的，毕竟咱们法国飞行员的军衔确实是太低——几乎是盟军中最低的，根本不能体现飞行员的价值。”
但在此之前，罗贝尔和其他自由法国飞行员们还是得面对自己和苏联部下军衔倒挂的尴尬现状。于是乎几人商量之后，干脆抛弃军衔资历这些“身外之物”，直接像运营俱乐部一样运营起了两个航空中队。
他们还给自己的行径起了个高大上的名头：“师德长技以制德”。毕竟上次大战中的德国头号王牌里希特霍芬，就真的把自己的航空队运营成了“空中马戏团”。
团长亚历山大少校或许是早就得到了上级的指示，由着这群法国人折腾这个航空团，所以他以一种完全无所谓的态度对待法国人的举措：“只要将来能打硬仗，随便你们怎么折腾。”
人天生反感纪律，喜好散漫，哪怕是速来以死板闻名的俄国人也是如此。“俱乐部”办了一周不到，在不执行任务时的飞行员们相互之间完全如校友兄弟一般了，就比如说现在，自己的僚机见了身为中队长的自己，别说不敬礼了，屁股都不带离开凳子的。
罗贝尔并不以为意，他像往常一样摆手拒绝了康斯坦丁·鲁吉亚诺夫少尉的“邀请”，于是后者立刻迫不及待地将罗贝尔的配额一饮而尽，脸色随之变得红润起来。
“早上好，中队长。”罗贝尔的另一个僚机飞行员，来自苏维埃哈萨克的恰班也转来跟他打了声招呼。不同于嗜酒如命的康斯坦丁，慢性子恰班几乎是滴酒不沾的。但这并非是因为他仍然遵循经文的教诲，只是因为他喝不惯酒罢了。
“我从小就不喝酒，家人也没有喝酒的习惯，现在只要喝一点酒就会头昏脑胀，看来还是少碰酒精为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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