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完端阳节，白素珍兴致勃勃地到包装车间报到。
车间主任却说，必须见到调令才能接收她。
她又赶紧跑到生产科，找张瘸子开调令。
“调令？”张瘸子为难地说，“生产科只负责抓生产，开调令是人事科的事情。”
“那你跟人事科说一声，让他们把我的调令开了呗。”
“我哪儿有那么大的权力啊！生产科和人事科平级，他们不可能听我的。”张瘸子实话实说，“以往车间的人员调配比较随意，没听说要什么调令。要不，你去人事科问一下。”
白素珍于是来到制线厂人事科。
人事科长答复，没有得到龙厂长的指示，他们是不会随便开调令的。
在人事科碰了壁，白素珍又回到生产科找张瘸子。
张瘸子思忖片刻，突然问：“你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得罪了龙厂长？”
白素珍觉得莫名其妙。
自己新来乍到，以前根本就不认识龙厂长，怎么可能得罪他呢？她于是把自己调动的经过，一五一十地讲了出来。
“这就对了！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张瘸子听完后，举起右手在桌面上拍了一巴掌，把白素珍吓了一大跳，“龙厂长最反感你这种借势压人的做法，他有抵触情绪。”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白素珍感到很为难。
“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事你只能去找税务局的朱股长，其他人说话，起不了什么作用。”
听过张瘸子的分析，白素珍觉得也有道理，于是回家与老马商量怎么办。
商量来，讨论去，最后决定，买些礼物去朱股长家里拜访。
吃过晚饭，她安排马颖在家里写作业，并强调，作业没写完不准看电视，然后和老马一起出了门。
夫妻俩一人骑着一辆自行车，直奔税务局宿舍大院。在门卫的指点下，他们弄清楚了朱股长的住处。可找到三栋二单元，发现楼道里黑咕隆咚的，路灯居然都不亮。两人扶着楼梯，摸黑来到朱股长的家门口，累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马把沉重的礼物放在地上，举手敲门，但好半天没有听到动静。他又大声喊“朱股长”，屋里仍然没有答应声。
“他肯定在税务局打牌。”老马知道朱股长喜欢打麻将，经常下班后不急着回家。在单位食堂里吃晚饭，然后和同事们一起搓。
“那怎么办？”白素珍问。
“你在这儿等着。我骑车去税务局找他。”老马一边说，一边扶着楼梯往下走。
“老头子！你不用慌。小心一点儿，别摔着了。”
“知道。你等在这儿，哪儿也别去。我马上就回来。”
看着老马下楼的背影，白素珍心里五味杂陈。一个部队退休的正团职干部，为了自己的老伴儿拥有一份力所能及的工作，还得低三下四地求人。这是什么世道啊！
她在漆黑的楼道里等了一个多小时，老马才气喘吁吁地返回。
“税务局每一层楼我都找过了，没有看见朱股长。”说这话时，老马如泄气的皮球。
“算了！回家。”白素珍恼火地发脾气，“不送了！”
“那怎么行？礼肯定是要送的。”老马态度非常坚决，“我们明天晚上再来。”
“你明天晚上不是要上班吗？”
“上班也没关系。你让马军晚上七点钟到税务局顶我一会儿，我们七点半再到这儿来。”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
第二天晚饭后，白素珍打发马军去税务局替他爸看门，自己在家里等老马。可到了七点半，老马还没有回来。一直等到八点钟，仍然不见老马的身影，也不见马军回家。
怎么回事呢？白素珍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她担心老马在路上出车祸，于是赶紧锁上门，下楼去寻找。
沿着通往税务局的街道走了好半天，没有会到老马。白素珍脚上穿的是半高跟皮鞋，走起路来感觉特别不舒服，又担心自己一时眼花没看清人，或者老马走了其他的道儿，两个人在路上错过了。她又折转身往部队干休所走。回到家里，依然没看见老马。
白素珍的心脏急速地跳起来。她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时不时到阳台上，往干休所大门的方向望。后来又跑到楼上刘管理员家里，借用他们家的电话。可电话拨过去，税务局那边儿总是“嘟嘟嘟”的忙音，怎么也打不通。
白素珍万分焦虑地返回家里，叫马颖去干休所总机室试一下。
马颖常到总机室与话务员女兵作伴儿，有时晚上还在那儿睡觉，与话务员女兵比较熟悉。她出去十几分钟就返回了，告诉她妈，电话已经打通了。她爸说，税务局长还没有下班，估计是在楼上开会。他不敢让马军顶替他看门，因此脱不开身，今天就不去朱股长家里了。
“那马军怎么没有回？他去哪儿了？怎么不回来把个信儿？”白素珍非常生气地问。
马颖说，这个她爸没有讲。
马军当然有马军自己的事情。这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一直没把学习当作一回事。他抽烟、喝酒、打牌、睡懒觉、唱歌、跳舞、看电影、看黄色录像，与那些游手好闲的待业青年没什么两样。白素珍一直在努力地管教马军，逼着他走正道儿，但他根本就不听，还把管他的白素珍视为毒蛇、蟾蜍和蝎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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