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份材料：Shirley背包的材质检测报告。他们找了一家检测机构，证明背包面料是软质皮革，边角处有柔性填充物。“这种材质不可能在车漆上留下那种深度的、边缘锐利的划痕。”检测员在电话里解释。
第四份材料：最重要的一份。Shirley跑遍了停车场所有可能的监控点位，绘制了一张监控覆盖示意图。她用红色标注出那个“事故”发生的位置——那是一个完美的死角，正好旁边有另一辆车的遮挡，三个最近的摄像头都拍不到。
“这里根本没有监控。”她在示意图下方写道，“对方提交的任何所谓‘视频证据’，都不可能是从这个位置拍摄的。”
赵律师看着这些材料，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很充分。但还缺一样东西。”
“缺什么？”
“缺一份能直接证明‘视频不存在’的官方证明。”赵律师说，“比如，物业出具书面证明，说那个位置确实没有摄像头。”
Shirley去了物业三次。
第一次，前台说经理不在。
第二次，经理说需要请示上级公司。
第三次，经理把她请到小会议室，关上门，递给她一杯茶：“小姐，不是我不帮你。但我们公司有规定，不能出具这种‘否定性证明’。我们只能证明我们有什么，不能证明我们没有什么。”
“可这关系到一起官司——”
“我知道。”经理打断她，声音压得很低，“正因为是官司，我们更不能掺和。对方……那辆车主的律师，上周也来过。人家手续齐全，我们只能配合提供已有的监控录像。”
“可那里根本没有监控！”
“所以我们就说‘该点位监控设备故障’。”经理的眼神躲闪，“这是标准话术。我们不可能出一张纸，说‘本公司在此未安装摄像头’——那等于承认我们安防有漏洞，要担责任的。”
Shirley明白了。真相在官僚式的风险管理面前，是可以被灵活定义的。
没有那份证明，他们还是提交了复核申请。
赵律师把材料装订成册，封面是蓝色的卡纸，标题是《关于XXXX号事故认定书的复核申请及异议材料》。一共四十七页，拿在手里沉甸甸的。
递交那天下了雨。Shirley和Neil一起去的。接待窗口后面是个年轻的女办事员，她接过那本厚厚的材料时，眉毛微微抬了抬。
“这么多啊。”
“证据要充分。”Neil说。
办事员拿出一个登记本：“留个电话。有结果会通知。”
整个过程不到三分钟。他们走出大厅，站在屋檐下看着雨。Neil点了根烟，烟雾在潮湿的空气里升得很慢。
“要等多久？”他问。
“法律规定是三十天内。”赵律师在电话里说，“但有时候会延长。”
他们开始了等待。
第一周，Neil每天会问好几次“有消息吗”。第二周，他问的次数减半。第三周，他不再主动问，只是当Shirley的手机响起时，他会立刻抬头看过来。
等待抽干了他的焦虑，留下一种更深的疲惫。
Shirley也开始失眠，深夜坐在客厅里，不开灯，只是盯着窗外。有次深夜起来喝水，忽然看到那盆绿萝——都是某种正在无声枯萎的东西。
第四周，通知来了。不是结果，是一个电话：“请补充提供物业关于监控点位的书面说明。”
Shirley解释了很久，电话那头的人只是重复：“这是复核需要。没有这个，我们无法判断对方视频证据的真伪。”
“可那里根本没有监控——”
“所以更需要物业的书面证明。”
“但他们不肯出——”
“那想想别的办法吧。”
赵律师建议他们再试试。“也许可以找更高层的管理部门？”他说完自己也沉默了。他们都清楚，为了一起十几万的小案子——不，现在加上律师费、鉴定费、交通费，已经超过二十万了——成本有多高。
成本。这个词在这两个月里变得越来越具体。它不仅是钱，是时间，是精力，是一种 slowly eroding something fundamental（慢慢侵蚀某种根本之物）的消耗。
第五周，他们决定不再补充任何材料。“就这些了。”Neil说，“爱怎么判怎么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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