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子继续向西行驶。月亮从头顶滑到了西边，天边开始泛白。灰白色的光从沙丘的后面渗出来，像水漫过沙滩，像沙填满脚印，像时间抹去一切痕迹。
林锐把车窗摇上去，靠在座椅上。他的手从方向盘上放下来，放在膝盖上。那枚子弹还在口袋里，冰凉的，光滑的。他没有再去摸它。他只是感受着它的存在。
夫人睁开眼睛，从后视镜里看着林锐。他的脸在晨光中变成了一种温暖的、半透明的颜色。他的眼睛闭着，睫毛很长，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
他的嘴唇上的裂口已经不再渗血了，结了一层薄薄的、暗红色的痂。她看了很久，久到太阳从东边的沙丘后面升起来了，金色的光照在他脸上，把他的脸照成了一张安静的、疲惫的、还在等待的面具。
回到拉各斯之后的头一个星期，林锐每天坐在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三方交界区的地图，咖啡凉了又换，换了又凉。
将岸每天给他送来情报组汇总的报告，起初还有几条关于红男爵的零散消息——有人在阿尔及利亚南部看到一个戴着红色头罩的人被押上皮卡，有人在利比亚边境听到过枪声，有人在尼日尔的某个诊所里见过一个腿部中弹的白人。
但这些消息都没有下文，没有照片，没有视频，没有任何可以核实的东西。到了第二个星期，连这些零散的消息也没有了。
情报组的报告越来越薄，从十几页变成几页，从几页变成一张纸，从一张纸变成一行字——“秘社组织无异常行为。”
科本坐在地下三层的机房里，光脚盘在椅子上，盯着六块屏幕。他的头发更长了，浅金色的，乱糟糟地堆在头顶，像一窝被遗弃的鸟巢。
他的眼镜片上满是手印，镜片后面的蓝眼睛布满血丝。他已经在机房里连续待了不知道多少天，桌子上堆满了能量饮料的空罐子，方便面纸杯里的汤干了又泡，泡了又干。
他把秘社的通讯频率、卫星信号、暗网关键词全部设了监控，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发警报。三个月里，警报只响过两次。
一次是马里政府军的电台被黑客入侵，播放了半小时的宗教音乐。另一次是利比亚南部的一个走私贩子在社交媒体上发了一张照片，照片的角落里有一个模糊的人影，戴着红色的头罩。
科本把照片放大了一百倍，像素变成了马赛克，什么都看不清。
林肯每天早上八点准时出现在林锐的办公室门口，手里端着两杯咖啡。他把一杯放在林锐面前，另一杯自己端着，靠在门框上，一口一口地喝。
他的右腿在潮湿的天气里会疼，拉各斯的雨季还没到，但空气已经变得黏糊糊的，像有人在房间里挂了一层湿透的棉被。他把重心放在左腿上，右腿微微弯曲，脚尖点地。
他喝咖啡很慢，一杯能喝半个小时。他喝完的时候，会说一句“老大，有事叫我”，然后转身离开。三个月里，他每天都说同一句话，没有多一个字，也没有少一个字。
夫人在三叉戟总部住了下来。林肯给她安排了一个靠窗的房间，窗户对着几内亚湾。每天早上她都会站在窗前看海，一看就是半个小时。
她的三百个族人被安置在拉各斯郊区的一家旅馆里，林肯每周去看他们一次，带些食物和药品。他们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法语，只会图阿雷格语。
夫人每周去两次，给他们当翻译，帮他们跟旅馆的老板沟通，跟移民局的官员打交道，跟医院的大夫说明病情。
她的脖子上还戴着那条金项链，月牙形的银片在锁骨之间轻轻地晃动着。她很少笑了，不是因为不开心，是因为没有什么值得笑的事情。
O2小队的六个人没有闲着。幽灵每天带着队员在训练场上跑十公里，然后打靶，然后模拟巷战。毒蛇的刀法更精进了，能在黑暗中听声辨位，一刀切断从半空中落下的绳头。
巫师学会了用左手抽烟，因为他的右手在一次训练中扭伤了手腕。香肠瘦了，胖乎乎的身体变得结实了一些，但他还是喜欢在耳朵上夹一根烟，不点，只是夹着。
艾瑞克的狙击步枪换了新的瞄准镜，德国的，能在夜间看清两公里外的人脸。谢尔盖的开锁技术更娴熟了，能在十秒内打开市面上任何一款保险柜。
刀疤脸还是不说话，但他的眼神变了——不是变温柔了，是变沉了，像一块被水泡了很久的石头，颜色更深了，纹理更细了。
将岸每天坐在林锐对面的沙发上，电脑放在膝盖上，屏幕的蓝光照亮他半张脸。他把情报组、后勤组、法务组、财务组的所有报告都看一遍，然后把重要的挑出来，放在林锐桌上。
三个月里，重要的报告越来越少。他把那些报告按日期排好，放在文件夹里，文件夹的脊背上贴着标签——“一月”、“二月”、“三月”。三月的文件夹最薄，只有几张纸。
西迪贝的消息在第一个月还有。有人在加奥见过他，有人在基达尔见过他，有人在沙漠深处见过他的车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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