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书堂是过来人，他明白这位大会计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实，人们不敢多说，暗地里都知道大会计的外号——疯色狼（冯社良的谐音）。这位像疯子一样的色狼，早已经名声在外了。
他在村子里最硬棒，从二十几岁干村会计已经有二十多个年头了，在这个过程中，换了三任大队支部书记，他从来没有动过这个岗位。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如今他侄子接任大队支部书记也已经三年多了，他的岗位更加的稳固。
出于对色狼会计的淫威，他只好在外面等，避免出现尴尬的场面。可是，事与愿违，越是躲着，问题越是找他。
前边刚踮着脚儿出来，后面“喋喋”的淫荡声音就贴在身上跟了出来。
老朱知道事情不妙，赶紧离开了这个地方。
往哪里去啊？整个村子的男女劳力都下地干活去了，这正是春季点播的黄金时节，春雨刚下过不久，土地滋润的恰到好处，每个生产队都在组织劳力，甚至规定不准请假，一切以点播插秧为主。
一年之计在于春，如果在这个节骨眼上，点播不上，插不进去秧，耽误的是一个季度的收成，本来村里土地就很贫瘠，几乎没有水浇地，再不抓紧抢墒播种插秧，那就得减产，那就得受罪了。队长就会成为村里得罪人。社员们会埋怨你一辈子。
你想想，要不是赶上这个点儿，他大队会计敢街门也不插，就这样享受男女之欢吗？
他推起自行车左拐下了会计门前的陡坡，在坡底下迎面碰见第四生产队队长老冯头，徒步走着，他用右臂在怀里揽着刚从秧苗场拔下来的山药秧，急急忙忙往地里赶。
“见俺方莹了没有？都上工一大功夫了，还不见人影！”老冯头上前跟书堂说。
“没有”老朱看了看老冯头怀里的山药秧，随后问道：“行动真快昂！山药秧都插到地里了。”
心里想，这爹声爹气浪叫的那个娘们莫非就是我的邻居高方莹？这高方莹可就是老冯头的外甥女呀！
老朱心里充满了矛盾，自己和老冯否是多年的好朋友，又都是生产队里的队长，队员拿不准的农事活动经常在一起探讨交流，彼此都有不能分离的感觉。
可是，自己隐瞒老冯头不说，实在于心不忍，假如说出来是在会计色狼家里，老冯头心狠手毒，万一闯进去出了乱子，甚至出了人命怎么办？
再说了，自己只是听到了一些动静，万一老冯头进去，一看不是高方莹，是另外一个女人，这种尴尬怎么办呢？
没有半点准头，是不会说了，老朱是一个板上钉钉，一个一个都是认真的，他不会去为了一个拿不准的事，“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老冯头看不出老朱这个时候在这里要干什么，疑惑地问道：“哎！老朱啊，你这是要去干啥哩?”
“这不去找村干部开一个介绍信“，他没有敢直接说是找会计办理，所以，就含含糊糊地说是找村干部。村支书在老朱隔一条大街的前邻居位置，他怎么从这里走过来了呢？
在村子里，人说不定有啥事，说不定去哪里干活，谁也不去追究这个问题。说找支书，也就顺耳听听。
其实，社员们不一定知道，起码队长一级的大概都知道，说找村干部开介绍信，十有八九就是找会计。
老冯头接着问：“哎，这个时候开什么介绍信呀！”
“碰上好事啦！”老朱故意压低声音卖弄似地说：“上午去城里办事，看到县社车队在拉石头，我一问才知道，是从上丘村和北丘村拉的”。
“拉石头？拉什么石头啊？”老冯头放下怀里的山药秧，蹲下来递给给老朱旱烟袋荷包，以示他坐下来慢慢说。老朱接过旱烟袋荷包，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烟袋锅，实实在在地在老冯头旱烟荷包里挖了一袋烟，老冯头在老朱还没有装满烟袋锅的时候，就已经划了一根火柴，燃了起来，等老朱要点烟的时候，火柴早已燃到了屁股底下，他急忙甩出去，又划着了一根，顺势点燃了老朱的烟袋，老朱痛快地猛抽了一口，然后烟雾从他那沧桑的脸前慢慢地升腾开去。
老冯头其实并不是很殷勤的人，今天之所以给老朱点烟，他是急于答问送石头的消息。
老朱慢悠悠地抽着旱烟，然后简单地把上午看到县社车队、到找火车站找领导、到县社谈具体交易情况说了一遍。老冯头兴奋地问这问那，想知道最详细的情况。心里埋怨着自己整天呆在队里不出门，都待傻了，什么消息美不知道，光知道傻干，光知道埋头苦干，不抬头看路线。
就在这个功夫，大坡上走下来一个人，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略微低矮但脸面俊俏的女人。下到大坡半腰才发现老朱和老冯头蹲在一起说话。
她停顿了一下，又怕对方看到了她，又得往地里走，短暂犹豫之后，硬着头皮从半坡上走下来的。
估计是做贼心虚，到了坡下，他借着下坡的冲力，右拐弯一溜烟地往四队插秧的方向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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