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维鼎讲完最后一句“我希望各位的所学，都能用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之上”，微微欠身，准备下台。
“邵先生，请留步！”
清北的高校长快步上前，诚恳地拦住他。
这位素来以严肃着称的学者，此刻脸上却带着罕见的激动。
“您这番话，振聋发聩。别说这些学生，就是我，也深受触动。”
高校长接过一旁的话筒，转向台下，“‘设身处地’四个字，被您讲得如此透彻，如此有血有肉。同学们，你们想不想再听邵先生多讲一些？”
“想！”
数千人的回应汇聚成整齐的声浪，在春日的操场上空回荡。
年轻的面孔上写满了热切，许多学生甚至站了起来，踮着脚向台上张望。
邵维鼎笑着摆手，态度谦和却坚定：“高校长，再说下去，就成了老太婆的裹脚布了。”
“我小时候最烦大人讲道理，大道理谁都懂，如果不是自己觉到、悟到，别人说一千遍也拿不住。”
“我今天来，不是来讲课的，是想和大家交流。”
他看向台下黑压压的人群：“这样，课就到这里。我们留半个钟头，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推选代表提问，我尽力回答。”
提议立刻得到热烈响应。
学生们短暂地交头接耳后，第一个学生代表站了起来。
那是个戴眼镜、身材清瘦的男生，他接过工作人员递来的简易麦克风，声音因紧张而略显干涩，眼神却很亮：“邵先生您好，我是经管系的汪北辰。”
“您刚才说，面对不同意见时要‘低下头’，想想对方的出发点。”
“可如果……对方就是纯粹的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呢？这种‘低头’，会不会变成纵容？”
问题很尖锐。
邵维鼎笑了：“汪同学，作为清北的学生，我想我们都应该具备基本的分别是非、判断对错的能力吧？”
“我所说的‘低下头’，是为了看到他人的处境和局限，理解某些选择背后的不得已。”
“但这绝不意味着要放弃自己的原则和底线，更不等于认同错误。”
他略作停顿，让话语沉淀：“同理心，是理解，不是认同。”
“它让你看清楚问题更复杂的全貌，而不是让你在是非面前闭上眼睛。”
汪北辰若有所思，郑重地点了点头，坐下了。
紧接着，又一个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个女生，齐耳短发，神色间有些迷茫：“邵先生，我今年大四，很快面临毕业分配。按照政策，我很可能被分到机关单位。”
“可我感觉自己学的东西还很不够，我想去国外看看，学习更前沿的知识。您觉得……我该争取公派出国的机会，还是服从分配？”
问题一出，台下响起一片轻微的骚动。
八十年代，“出国热”方兴未艾。
对于许多见识了外部世界信息的大学生来说，大洋彼岸仿佛代表着更先进的学术、更丰富的机会、更现代化的生活。
出国，不仅关乎求知，也在一定程度上被赋予了改变命运、提升阶层的色彩。
邵维鼎没有立刻回答。
他目光温和地扫过台下，仿佛能看穿许多年轻人心中类似的纠结。
“同学，当你问出这个问题的时候，心里其实已经有倾向了，对吗？”
他语气平和，没有评判，只有陈述，“我知道，很多人想出去看看，想亲眼丈量中国和外面世界的差距，认为自己的才华需要一个更广阔的舞台。”
“觉得外面的物质条件，生活条件，都远胜于内地，人奔向更好的生活，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台下很安静，许多人被说中了心思。
“追求更美好的生活，无可指摘。这是人的本性。”
“毕竟现在在国外刷盘子，挣得可能都比国内要多。”
听见这句话，大家都情不自禁的笑了出来。
“但我想请大家认清一个现实，”邵维鼎话锋一转，“国外经济发展水平目前是比我们高，可那里的机会，真的是为我们准备的吗？”
“在美国，你需要和美国人、英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乃至全球的顶尖人才竞争。”
“而你身上最显眼的标签，可能不是你的才华，而是你的肤色和国籍。”
“无形的天花板、无处不在的歧视，是很多人绕不过去的坎。”
“最终，除了极少数凤毛麟角的佼佼者，大多数人能找到的工作，很可能与你的专业所学毫无关系。”
“甚至于，到了国外后，你们或许能做的事情，真就只能是刷盘子。”
他顿了顿，说出了一句让全场瞬间凝滞的话：
“但我想问一句，堂堂清北的天之骄子，从千军万马中拼杀出来的精英，寒窗苦读十几年，难道就是为了去国外刷盘子、端咖啡，干着没有任何技术含量的体力活吗？”
“这是在糟蹋国家培养你们的心血，也是在浪费你们自己最宝贵的年华和才智！”
操场上鸦雀无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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