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到赵克东这样的表态，邵维鼎心中一定。
他知道，这事成了大半。
在中国办事，尤其是这种事，有赵克东这样既有分量又真心支持的关键人物全力斡旋，至关重要。
“我明白其中的分量，也会做好充分的准备和方案，等待机会。”邵维鼎诚恳回应。
临挂电话前，赵克东仿佛才想起什么，语气轻松了些许，“对了，有件事要告诉你。你指导沈茜同学写的那篇《从雨刮器到两万乡镇》的文章，上了今天的《百姓日报》。”
“相关内参，几位领导都看了，评价很高。你提出的这个‘乡镇企业是内生经济新引擎’的角度，非常新颖，也切中要害。”
“过去几年，我们的目光更多地聚焦在引进外资上，对你所观察和总结的这些遍布基层、自发涌现的‘草根力量’，确实关注和扶持不够。”
“根据初步摸查，改革开放这几年，各地的确冒出了一大批有活力、有想法、也有一定竞争力的乡镇企业和合作社。”
“上面想让我问问你这位‘观察家’，对于扶持和发展这些乡镇企业，有什么具体的、好的建议？”
谈到乡镇企业，这个话题要聊开的话，一天一夜都讲不完。
邵维鼎略一沉吟，道：“赵部长，乡镇企业千差万别，各地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市场环境都不同，很难有一剂包治百病的药方。”
“但如果要从根本上激活它们的发展动力，我认为可以在两个关键点上做文章。”
“这第一是彻底激活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第二则是明确政府的引导与服务角色，划清边界。”
赵克东的兴趣被提了起来：“具体说说。”
“首先，是人的问题。”
邵维鼎语速平稳，“很多乡镇企业的厂长、经理，既是管理者，某种程度上也是创业者。但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企业搞好了，他们除了固定的工资和一点奖金，无法分享到企业成长带来的更大收益；企业搞砸了，责任边界却很模糊，有时是集体承担，有时又可能无人负责。”
“这种权、责、利的不匹配，会严重损害他们的拼搏精神和长期投入的热情。”
他提出了一个在此时颇为大胆的建议：“我建议，可以在一些条件成熟、经营良好的乡镇企业进行试点，推行小范围的、规范的股份权责制度改革。”
“通过法律和合约形式，明确管理者、技术骨干甚至优秀员工的持股比例或分红权利，将他们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长远发展深度捆绑。”
“政府作为初始投资方或集体代表，可以保留一定比例的股份享有收益，但要将具体的经营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更大程度地交给企业经营者。”
“政府不能也无须为企业无限兜底，但同时，管理者也必须为自己决策承担明确的风险与责任。”
在中国百万多的乡镇企业当中，最典型的就是美的了。
从一开始的乡镇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变成了私有企业，而后又是上市企业。
但总归，依法依规。
只是，到了九十年代再确权确股的话，那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就太晚了。
国有资产流失，那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而是伴随着国内改革几十年，一直都在发生的代价。
电话那头，赵克东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邵维鼎提出的“股份”、“权责”等概念，触及了当时经济体制中非常核心且敏感的领域。
但他知道，邵维鼎并非信口开河，而是基于对经济规律的深刻洞察。
这番话，值得反复咀嚼，并作为重要的参考意见向上反映。
“阿鼎，你这个思路，很深刻，也很大胆。我会认真思考，并在合适的场合，以适当的方式向上反映、”
“对了，还有一件事。”
赵克东转换了话题，上面经过研究，决定将你作为改革开放第五年来，在引进外资、国际合作、科技兴国以及心系本土产业发展等方面的突出标杆人物，进行重点宣传报道。”
“央视的采访小组，已经在飞往广州的航班上了。这次报道规格很高，是面向全国的。”
“所以，你这几天先别急着回港岛，在广州多留几天，配合一下采访工作。”
“这也是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我们改革开放决心和成果的一个窗口。”
邵维鼎闻言，微微一愣，随即露出了笑容。
这倒是一次造势的好机会啊！
借用央视这个平台，不但直面全国，还直面世界。
一个月，还是太长了。
得再催催，加快宝马研发组装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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