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就是阿灵阿先动的手，”四爷叹了口气儿，伸手揉了揉脑袋，显然对于阿灵阿爆锤马齐也是意想不到，同时也十分头疼，“当时国子监还有不少外国使臣呢。”
这是四爷登基继位之后的第一个万寿节，自然是有不少国家要派遣使臣前往祝寿的。
除了一直跟中国打交道的琉球、高丽、安南等亚洲国家之外，西方国家这次也有使臣千里迢迢赶来。
就比如自从《尼布楚条约》签订之后，面上跟清朝一直保持和平友好、边境互市的俄罗斯，除此之外，法兰西跟英格兰等欧罗巴国家也派了使臣千里……
不，万里迢迢地来给四爷祝寿。
俄罗斯就罢了，虽然东正教是国教，但是东正教会事实上对沙皇的影响力是相当有限的，教会长期处于沙皇政权的控制之下?。
所以在俄国历史中，政教关系呈现“教权服从皇权”的典型特征，甚至自十六世纪起，东正教会逐渐成为沙皇专制统治的精神工具和附庸。
所以，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不受教会影响的。
但是欧洲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教会对于欧洲历史的影响那是十分深远的，就算是再不了解历史的人，肯定也听说过“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等。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中，教皇在欧洲的地位，那可比所有国王加起来的影响、权力都大。
作为基督教世界最高精神权威身份的教皇，可以发动战争，可以通过“绝罚”（开除教籍）削弱君主合法性，也可以调停君主之间的冲突，至于利用外交手段拉一派打一派，那就更是家常便饭了。
在长达数百年的历史中，欧洲各国对外的外交政策，都深受教会影响。
虽然自十六世纪起，欧洲掀起宗教改革后，新教国家就比如法兰西拒绝教皇权威，这让教会对于新教国家的外交影响力显着下降。
但是影响力下降不等于不存在，即便后来教皇国灭，教皇失去世俗领土，但凭借全球天主教网络和道德话语权，教会仍保持软实力外交。
现代教廷已与近两百个国家建交，人家至今仍在全球事务中保有独特地位。
所以目前的情况就是，虽然法兰西等新教国家外交政策的虽然并不受教会影响，但是如果没必要的话，人家国王也不会专门跟教会对着干。
而现在，派正式的外交使节来大清，明摆摆地向大清政权示好，有交建之意，这就是明摆摆地跟教会对着干。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跟“礼仪之争”有关。
自打唐朝起，西方传教士就陆陆续续抵达中国，利玛窦汤若望都是其中着名代表。
到清朝，传教士已经辛辛苦苦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传了差不多一千年的教，被禁过，被允许过，也有因为王朝覆灭被一波带走的。
整体就是磕磕绊绊不顺利。
到了明朝，因为元朝灭亡而中断的传教大业，在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罗明坚等先后抵达澳门、肇庆后，再度开启。
传教士带来的不仅仅是宗教，也有天文、数学、地理等西学，所以朝廷对于传教士的态度基本都是十分友好甚至重用的。
就比如深得顺治康熙两代帝王信任、担任钦天监监正、修订《时宪历》的汤若望，接替汤若望掌管钦天监、制造天文仪器、康熙的科学教师与顾问南怀仁等。
对于这些传教士，朝廷是予以认可、任用的，对于传教的态度其实也是友好宽松的，但问题是，人家教皇不乐意啊。
教皇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祀孔，这就让朝廷不能接受了。
康熙皇帝对此曾经多次遣使，还曾经通过欧洲商船向欧洲散发粉红色公文俗称红票，试图直接与教廷沟通。
在这个时候，康熙皇帝对于教皇以及跟西方各国的外交政策，态度明显还是积极的。
只是，交涉未果，从那之后康熙皇帝虽未立即禁教，但已对西方传教士的态度难免就微妙起来。
所以现在因为传教政策，欧洲各国跟大清的关系说不上是敌对，但绝对算不上不友好，但是就是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法兰西跟英格兰等几个欧洲国家却齐刷刷派了正式的使节不远万里来为四爷贺寿，这就……
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为什么突然这么热情主动连教皇的面子都不顾了？当然是有求于人嘛。
来者是客，四爷也正式接见了一众使臣，只是让一众使臣暂且安心休养、除去一路疲惫，而他也要去圆明园休养圣体，所以除了一次公开接见之外，四爷并没有给他们私下见面的机会，而是让三爷带着礼部官员负责安排使臣们在京的行程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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