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步也是绥德婚俗的精华所在。何志彬和楚如白也参加过好几次婚礼，不管是哪里的，都没有绥德人这么讲究，只是这些年，随着人们的观念改变，传统的三个步骤已被精简为一二，甚至全无，多少也是失去了婚礼的热闹气氛，没有特色不说，也少了许多好意头儿。
婚礼主要是在室内进行，绥德人行礼也很讲究，同样分作三个步骤。
先是“结发礼”，拜礼前，新人需互剪一缕头发装入红布袋，立下“结发夫妻，永结同心”的誓言；紧接着便是“三拜礼”，新人需依次“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最后才是“揭盖头”，新郎需使用称秆，轻轻挑起新娘盖头，寓意“称心如意”。
这倒是和其他地方的婚俗无太大不同，只是当代人结婚，除了“三拜礼”之外，其他两个步骤也都能省则省了，并不是嫌麻烦，而是觉得没必要，这大概就是当代人与先人之间在婚恋观上的分歧吧。
行礼结束后，便是婚礼的“压轴大戏”——“闹洞房”。这个属于因人而异的环节，重点强调一个气氛，越热闹越红火。城里人斯文些，大多是点到为止的行为，不过分，但也不会失了乐趣；农村里却粗俗些，也得分人，遇上豪爽性致的主家，闹的人自然不会放过，只要不伤人，过分点儿也都不为过，主家会觉得这是宾朋给的面子，越热闹往后的日子也就越红火。
在中国，所有的婚礼都是以“红色”为主调，却没有多少地方会像绥德一般，将“红色”使用到了极致。除了新人的服饰以“红”为主外，喜联、门封、灯笼皆为“红色”，就连桌椅、筷子也都“沾红”，就差房屋外墙和屋顶的颜色了。在传统文化中，“红色”既是喜庆、吉祥的象征，也是驱邪避灾的好方法。通过一场婚礼，更能看出绥德人平常生活的心态。
郭孝天的婚礼自是精简不少，一方面出于经济的考虑，另一方面，郭孝天和王惠芬都觉得新时代就得新面貌，他们宁可让同事们骑着自行车组成迎亲队伍，也不愿被旧俗“束缚”。
两边的同事合在一起组成的迎亲队伍也不算小排面儿，前后加起来三十六辆二八大杠，每一辆上面都挂着一朵大红花，连起来也会有一种见首难见尾的感觉，最重要的是，三十六个车铃同时被打响，清脆绵延至远，共振效果很是打动人心。
郭家虽然没有“八抬大轿”，也没有“蛮婆”“蛮汉”助兴，更没有“媒公”“媒婆”一路搞搞气氛，却是没有忽略与沿途路人分享喜悦。同事们担当了临时“媒公”“媒婆”的角色，不仅与路人互动，还不断向路人散发喜糖、瓜子、花生，表面上“新派”，实则保留了“旧俗”，这大概就是世代相传的佐证吧，郭家的迎亲也就成了一个备受欢迎的改良版。
虽然是新式婚礼，但郭孝天的父母对儿子的祝福还是没有遗忘，父亲亲手将母亲准备的一块红绸给儿子系在腰间，祝愿儿子婚后能“富裕丰足”，这大概也代表了全天下所有父母的心吧。
有些风俗，城里人可以免掉，但是在农村却没有办法免除。
一场婚礼，十里八乡的可都看着呢。在绥德农村，办喜事可不是一家人的事情，而是全村人的事情。有些村子本就是由一到几个家族聚集而成，户户都连着亲呢，老一辈子可都盼着新一辈儿成家立业，一旦有喜事传出，怎会冷漠置之？
在绥德农村，无论家庭条件如何，凡是嫁娶，都会摆上流水席，一连三天，杀猪宰羊，烟火冲天，不同的是，嫁女宴比娶妻宴要早上三天，也算是首尾相连。
按王家以前的光景，断然不会有今天这般热闹。如果没有何志彬与叶琳瑶对王惠芬当年的资助，王惠芬可能早就草草嫁人了，王家也不会有今天这般景象。
何志彬清楚记得，当年自己和叶琳瑶一同找到王惠芬哥哥时，他们恳求哥哥给妹妹一个机会，并保证一定会让王惠芬考上大学，哥哥不会白白付出。正是因为这番谈话，两个人不仅说服了王惠芬的哥哥，更激发了哥哥的斗志。
哥哥随后去找女方父母，满怀诚意地恳请给自己一年时间，他要靠自己的能力赚到彩礼，用行动证明自己能给老婆一世幸福。果然，第二年，在外奋斗了一年的哥哥带着彩礼和媒人终于成就了自己的婚姻大事。
当年的支助虽说没有对哥哥造成直接的改变，却因为何志彬的一番话激发了哥哥内心的斗志，间接地从精神上帮助了哥哥，所以在哥哥的心里，何志彬和叶琳瑶是他与妹妹的“恩人”，更是一世的“亲人”。
这件事不仅改变了王惠芬的人生，也改变了哥哥。何志彬与叶琳瑶的好，不仅王惠芬记得，哥哥也一样记得。
何志彬和楚如白到达绥德的那天，哥哥接到王惠芬的通知也去了车站，到了那里看到县上领导们的欢迎阵势没敢上前，这才错过了见面感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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