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老人都说，陈梅生来就是个“别人家的人”。
八岁那年秋天，母亲去了城里打工，家里的灶台突然就矮了一截。陈梅要搬个小板凳垫脚，才够得到铁锅的边缘。第一次炒白菜，盐罐子没拿稳，白花花的盐粒洒了一地。
父亲陈建国从地里回来，看见盐撒了，脸立刻沉下来：“你这也就是在家里。以后到了婆家，这么糟践东西，得挨揍。”
陈梅蹲在地上，小手一点点把盐粒拢起来，眼泪掉进盐堆里，融出一个个小坑。她不明白什么是“婆家”，只知道那是个比大灰狼还可怕的地方——别的孩子不听话，大人吓唬说“大灰狼来了”；她不听话，大人就说“婆婆来了”。
周末包饺子，陈梅要和面。面粉缸立在西屋墙角，比她还高半个头。她踮着脚，用葫芦瓢从缸里挖面粉，白雾般的面粉扬起来，呛得她直咳嗽。有一瓢洒了出来，在缸沿和地面铺了薄薄一层。
陈建国正好走进来，看见洒掉的面粉，眉头拧成疙瘩：“败家玩意儿！这要是在婆家，婆婆能让你跪一晚上。”
陈梅不敢哭出声，憋着气把地上的面粉小心地捧回瓢里。面粉混了土，灰扑扑的。父亲看见，更生气了：“脏成这样还怎么用？真是废物点心！”
那句话像钉子一样钉进八岁女孩的心里：废物点心。原来她是点心，还是废了的。
最让陈梅害怕的是另一句话：“你这样以后到了婆家，给娘家丢脸。婆婆不说你不好，人家得说你爹妈没把你教好，会笑话我们。”
天菩萨——这是陈梅长大后学会的口头禅，每次想起这句话就想说——好大的一口锅，从天而降。别人的女儿是掌上明珠，她是“别人家的媳妇”，是从出生就标注了归属权的货物。
弟弟陈强比她小两岁，从来不用学做饭。洒了盐，父亲会说“男孩子粗心点没事”；打碎了碗，母亲在电话里听说后，只会叹口气“碎碎平安”。弟弟是陈家的人，是传宗接代的根；她是泼出去的水，是别人田里的苗。
十二岁，陈梅已经能做出像模像样的四菜一汤。村里红白喜事，妇女们聚在一起忙活，总有人夸她：“梅子真能干，以后谁娶了是谁的福气。”陈梅低头揉面，心里想：她们夸的不是我，是那个未来会“使用”我的人。
父亲对她的要求随着年纪增长越发严苛。衣服要叠得有棱有角，地要扫得一尘不染，说话要轻声细语，见人要低头微笑。稍有不合“规矩”，那句“以后到了婆家”就像咒语一样念出来。
有一次，陈梅考试得了全班第一，兴冲冲跑回家报喜。父亲正在院子里编筐，头也不抬：“女孩子念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关键是学会伺候人。”
陈梅愣在原地，手里的成绩单被风吹得哗哗响。那一刻她忽然明白，在这个家，她的价值不在于她是谁，而在于她能成为什么样的“媳妇”。
十六岁，村里同龄的姑娘开始有人提亲。陈建国在饭桌上说：“梅子再等两年，多学点本事。现在城里人都挑剔，不仅要会干活，最好还能出去挣点钱。”
陈梅闷头扒饭，米粒和眼泪一起咽下去。原来她不仅是未来的保姆，还是未来的挣钱工具。
十八岁，陈梅去镇上读了职高，学会计。父亲勉强同意，说：“学个技术也好，以后婆家高看你一眼。”她住校，周末回家。每次回家，父亲都要检查她的“家务能力”是否退步。
有一次，她擀的饺子皮不够圆，父亲放下筷子：“在学校就学这些没用的？连饺子皮都擀不好，以后怎么在婆家立足？”
陈梅终于忍不住，小声反驳：“现在城里都有卖现成的饺子皮...”
“啪！”一巴掌落在脸上，不重，但足够羞辱。“顶嘴？在婆家你敢这么顶嘴，腿都给你打断！”
那天晚上，陈梅躲在被窝里哭了很久。她忽然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养鸡场里，有些小鸡一出生就被分到“蛋鸡区”，有些被分到“肉鸡区”。蛋鸡的任务是下蛋，肉鸡的任务是长肉。她呢？她一出生就被分到了“媳妇区”，任务是学会如何被另一个家庭使用。
职高毕业，陈梅在县城找到一份会计工作。每月工资，父亲要求上交一半。“给你存着当嫁妆，”他说，“剩下的你自己花，别乱买衣服，朴素点好。太会打扮的姑娘，婆家觉得不正经。”
陈梅渐渐发现自己在异性面前总是自卑得抬不起头。公司里条件不错的男同事对她表示好感，她第一反应是躲闪：我配不上，我家条件不好，我什么都不会。实际上，她工作认真，账目清清楚楚；她做饭好吃，能操持一大家子的年夜饭；她脾气温和，受了委屈也习惯先反省自己。
但她看不见这些。在父亲二十年的“教诲”下，她看见的只有自己的不足：不够漂亮，不够能干，不够得体，不够“像个好媳妇”。
二十五岁，经人介绍，陈梅认识了李伟。李伟在邻县工厂当技术员，老实本分，家里催得急。见过三次面，双方家长就开始商量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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