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分队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渗透至蓝军纵深，标识一处关键雷达站。行动起初顺利，但在接近目标区域时，我们撞上了蓝军一道极隐蔽的机动巡逻线，交火瞬间爆发。
枪声在寂静的戈壁滩上炸响，子弹啾啾地掠过耳际，掀起干燥的尘土。肾上腺素飙升，但我脑子里那根名为“谨慎”的弦绷到了极致。队员的目光透过战术镜投向我，等待指令。
是强攻，是迂回，还是撤退？
那一刻，课堂推演、风险评估、所有的“如果”全成了沉重的背景噪音。我看到了离我最近的一个年轻士官，他脸上有紧张，但更多的是灼灼的战意；我听到了耳机里断续传来的、其他方向同样激烈的交火声；我嗅到了空气中浓烈的硝烟和尘土味道。
“活人……武器……”
老顾的话突兀地闪过。
我猛地吐出一口浊气，按住通话键，声音因为紧绷而有些沙哑，却异常清晰：“突击组，正面牵制，火力吸引！猎鹰，带你的人从左侧沙沟迂回，动作要快！狙击手，找制高点，盯死他们的指挥和火力点！通讯兵，尝试切入他们的指挥频段，制造混乱！执行！”
没有完美的计划，只有当下的判断和对队友的信任。命令下达的瞬间，我感觉到某种一直束缚着的东西，“咔哒”一声松开了。或许不够高明，或许漏洞百出，但这是“我的”命令。
战斗短暂而激烈。
蓝军没料到我们在遭遇瞬间就做出如此主动且分兵的反制，短暂的混乱被我们抓住。猎鹰小组成功迂回，突击组死战不退，狙击手关键时刻敲掉了对方的机枪手。我们以轻伤两人的代价，击溃了这支巡逻队，并趁乱完成了雷达站的标识。
首战告捷，但远未到放松的时候。蓝军的报复来得又快又狠，他们似乎盯上了我这支“不按常理出牌”的小分队，调集更多兵力，试图将我们合围吃掉。
接下来的两天，我们像一群在戈壁滩上被狼群追逐的羚羊，不断转移、周旋、伺机反咬一口。补给开始短缺，疲劳逐渐累积，通讯时好时坏，我们几乎是在半失联的状态下独立作战。
压力如山。每一次决策都意味着风险，甚至可能是战友的伤亡。我依然会怕，怕判断失误，怕把兄弟们带入绝境。但奇怪的是，那种畏手畏脚、瞻前顾后的瘫痪感却减轻了。怕，成了一种背景音，而眼前，是必须解决的问题，是身边这些同样疲惫却依然信任着我的队员的眼睛。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我的队员，记住他们的特长和状态。我开始学着像老顾那样，在杂乱的信息中捕捉关键。不仅仅是敌情，还有自己队伍的“士气温度”和“体力余额”。我依旧没有他那种天才般的、洞悉全局的大局观，但我开始找到一种属于我自己的、更贴近地面的指挥节奏：谨慎，但不保守；敢于冒险，但精打细算。
一次关键的突围行动前，我们被困在一处风化岩群中，蓝军包围圈正在收紧。几个作战方案在脑中快速闪过，都风险极高。我召集骨干，在嶙峋的岩石阴影下开了个简短的“诸葛亮会”。我抛出了困境，也坦承了各个方案的巨大风险。
士官长老耿，一个黝黑粗犷的老兵，啐掉嘴里的草根，指着地图上一个毫不起眼的干涸河床：“营长，这儿，地图上看是绝路，但去年勘察时我发现下面有段被沙埋了的暗流槽，能猫着腰过去，出口大概在这儿。”他粗糙的手指点在蓝军侧后方。
那是一条任何正规预案都不会考虑的“野路子”。我看着老耿笃定的眼神，又看了看其他队员。那一刻，我脑子里不再是推演概率，而是某种更直接的东西，是信任。
“修改方案，”我沉声道，“主力继续依托岩群佯动，制造突围假象。老耿，你带渗透组，走你的‘秘密通道’，携带炸药。到位后，听我信号，给他们屁股后面来个热闹的。其余人，爆炸为号，向东南方向，全力突出去！”
那是整个演习中，我们最大胆、也最成功的一次行动。老耿的“秘密通道”起了奇效，爆炸在蓝军后方响起时，他们的合围阵型出现了瞬间的混乱和迟疑。我们像一把锥子，从预定的东南方向狠狠凿了出去，虽然狼狈，但建制完整地跳出了包围圈。
当演习结束的指令传来时，我们分队正隐蔽在一处背风的谷地，全员满脸尘垢，嘴唇干裂，但眼睛都亮得惊人。战损比不算好看，任务也只完成了七七八八，但我们整支分队没有被“磨刀石”磨碎，反而在极限压力下，被打磨出了一丝硬茬子的光泽。
回撤集结地，我看到了前指的一些首长，也看到了不知何时来到演习区域、正和导演部将领站在一起的老顾。他依旧穿着常服，身姿笔挺，远远地望着归建的部队。
我带着满身疲惫和硝烟味，走到他面前，敬礼。他回礼，目光在我脸上停留了几秒，那里有尘土，有擦伤，有浓得化不开的疲惫，但或许，也有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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