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的风带着暖意，吹动他额前几丝碎发。他靠在栏杆上，看着楼下院子里新发的绿芽，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声音平淡得像在评论天气：“特战团的营长，不好当吧。”
我心里一紧，含糊地“嗯”了一声。
“不是技术问题，”他转过头，目光平静地落在我脸上，那双曾经被我认为是“幼态”的大眼睛，此刻深邃得像两口古井，映不出什么情绪，却仿佛能照见我心底所有的怯懦与挣扎，“是这里，”他指了指自己的脑袋，“和这里，”手指移向心口，“没打通。想得太多，信得太少。”
我喉咙发干，想辩解，却发现自己所有苍白无力的说辞，在他这句话面前都溃不成军。
“下个月，”他话锋一转，语气依旧没什么波澜，“军区组织一场跨区对抗演习，蓝军是专业的‘磨刀石’部队，指挥风格很刁钻。我给你争取了一个位置，不是营长，是红方特战分队的临时指挥员，直属前指，但拥有很大的独立行动权限。”
我猛地抬头，震惊地看着他。这种关键演习的指挥位置，多少人眼红，他就这么……“争取”来了？而且，是让我脱离熟悉的营级指挥模式，去带一支更需要临机决断、险中求胜的精锐分队？
“爸，我……”
“怕了？”他打断我，眼神里没有激将，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平静，“怕就对了。怕输，怕丢人，怕证明你确实不行。”他顿了顿，一字一句，敲打在我心上，“但坐在办公室里‘怕’，永远都是个‘小小的营长’。真正的指挥员，是在怕得要死的时候，还能把该做的事做对，甚至做好。”
他转过身，正面看着我，背对着逐渐沉落的夕阳，身影被拉得很长，笼罩下来。
“这次，我不给你任何具体建议。方案你自己做，风险你自己担，命令你自己下。前指只会给你目标和权限，不会手把手教你怎么走路。”他的语气斩钉截铁，“你唯一能依靠的，就是你的分队，和你自己那个‘想得太多’的脑子。把它用对地方，不是用来吓唬自己，是用来吓唬敌人。”
“这次演习，就是你的考场。考过了，你就能看见点不一样的东西。考不过，”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如炬，“那就证明你现在的位置，对你、对部队，都刚刚好。以后，也不必再为突破不了自己烦恼。”
他的话像一盆冰水，夹杂着锋利的碎冰，迎面泼来，让我瞬间清醒，又寒彻骨髓。没有温情的鼓励，没有兜底的承诺，甚至没有作为父亲的偏袒。他只是粗暴地，把我一直逃避的问题，连同最残酷的解决方式，一起推到了悬崖边上。
要么跳过去，要么承认自己只能站在这里。
我看着他那张平静无波的脸，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他那份“传奇”背后的重量与坚硬。他不是来给我铺路的，他是来给我拆掉所有退路的。
那一刻，恐惧依然在血管里尖叫，但另一种更为陌生的、近乎愤怒的火焰，却在心底某个冻结的角落，嗤啦一声，被点燃了。
我迎着他的目光，没有躲闪，喉咙里挤出干涩却清晰的回答：“是。我明白了。”
阳台上的对话，像一枚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散去后，留下的是更为凝重的、近乎实质的压力。老顾的话言犹在耳，没有退路，只有悬崖。我开始着手准备那场注定艰难的演习，不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而是被一种更为原始的、关乎生存与尊严的本能驱动着。
我拿到了蓝军“磨刀石”部队的部分资料，其指挥员以狡诈多变、善于心理战闻名，最喜欢摧毁对手的节奏和信心。我带领的这支临时编成的特战分队，人员来自各营尖子，业务精湛，但磨合度为零。我的劣势显而易见：经验、威信、乃至那种一呼百应的气场，都远远不足。
方案做了又推翻，风险评估表上密密麻麻写满了“可能”。我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越是试图规避老顾所说的“想得太多”，思维就越是像被困在玻璃瓶里的苍蝇，四处碰壁。深夜的办公室里，烟雾缭绕，地图上标注的箭头和符号纠缠成一片，仿佛映照着我内心的混乱。
演习前的最后一次家庭聚餐，气氛沉默。我妈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目光在我和老顾之间逡巡，欲言又止。老顾依旧平静地吃饭，偶尔给母亲夹菜，仿佛阳台那场冷酷的“交易”从未发生。只是在我起身准备回团部时，他放下筷子，看了我一眼。
“地图是死的，人是活的。”他语气平淡，像随口一提，“别忘了你带的是活人，最好的武器。”
我怔了怔，点点头，心头的迷雾似乎被这句话吹开了一丝缝隙。
演习在荒凉的西北地区的基地展开。
红蓝对抗甫一开始，蓝军就展现了其“磨刀石”的锋利。
他们并不急于正面交锋，而是利用复杂地形和电子干扰，不断袭扰、切割、制造假情报，意图打乱红方的整体部署，让各个单元陷入孤立和猜疑。前指的命令通过时断时续的通讯传来，目标明确，但如何达成，路径一片模糊，这正是老顾给我的“权限”，也是给我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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