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会议室鸦雀无声，只有那个平稳冷静的声音在回荡。我坐在后排，浑身的血液却一点点热起来，又一点点凉下去。热的是那种洞穿迷雾、直指要害的智慧带来的激动；凉的是，我清晰地认识到，这指挥艺术的高度，我可能穷极一生也难以触摸其万一。
行动在随后几个小时内迅速展开，我们通过有限的通道关注着进程。一切，几乎完全按照那个声音预设的路径在发展，甚至包括敌手几次看似意外的挣扎，都仿佛早已被写入剧本。当“人质安全，任务完成”的最终通报传来时，会议室里爆发出压抑后的低呼。
而我，却久久无法回神。直到内部总结时，我才确切知道，那个在千里之外，隔着电波执棋定局、一举撬动死棋的人，正是我的父亲，顾一野。
那一刻，所有的传说、所有的课堂案例、高叔的话，全都砸进了现实的土壤，轰然作响。我终于“看见”了那头“猛虎”，不在肌肉贲张的形貌里，而在那冰冷电子信号都无法掩盖的、磅礴而精准的精神力量之中。他瘦削的肩膀，扛着的是千万钧的胜负与生死；他沉静的眼眸后，运转的是能撕裂一切战争迷雾的雷霆。
震撼之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清醒，甚至带着点冰冷的沮丧。
我曾在体能考核上咬牙胜过别人时沾沾自喜，曾在战术课上得到表扬时暗自得意。但那一刻，我明白了，我和一个真正优秀的军人，和一个像我爸那样的军人，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我差的不是肌肉，不是技巧，而是那种深植于骨髓的战争智慧、那种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的绝对冷静、那种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洞察力、以及那份敢于为胜利押上一切、并承担所有后果的胆魄与担当。
从南海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之后，我沉默了很久，也改变了很久。我开始更加疯狂地啃读战史、战例，不再满足于听懂，而是逼着自己去复盘、去质疑、去尝试站在指挥员的角度思考。
训练场上，我依旧拼命，但我知道那只是基础。我真正努力的，是打磨自己的思维，是试图去理解我父亲那一代人，是在一片混沌中寻找秩序和胜利通路的能力。
目标变得前所未有的清晰，我想成为像他那样的军人。不是成为他，而是靠近他所代表的那种“强大”。
这条路，我知道，比五公里越野更漫长，比攀登悬崖更陡峭。但这一次，我心甘情愿，目光坚定。因为那座曾经让我疑惑、后来让我仰望的山峰，终于清晰地矗立在了我的前方，告诉我军人的脊梁，究竟该由何种材料铸成。
后来的路，并没有因为那次南海的震撼与顿悟而变得坦荡。
我如愿以偿，来到了父亲曾带过的、也是全军瞩目的特战团。光环之下，是更为具体的、令人窒息的压力与比较。我像一头被放入猛兽群中的幼崽，每一个动作都被无形的标尺衡量着，不是衡量顾小飞，而是衡量“顾一野的儿子”。
我确实努力了，拼尽了全力。
五公里越野，我背着比别人更重的装具跑；战术训练，我一遍遍抠细节直到形成肌肉记忆；理论考核，我几乎能背下整本作战条例。
可有些东西，仿佛是天堑。
我没有老顾那种近乎恐怖的、能在纷乱信息中瞬间抓住核心的“脑子”。战场态势推演时，我常陷入细节的泥潭，或者被几种可能的“如果”困住，无法像他那样，又快又准地劈开迷雾，直指那条唯一可行的、哪怕看起来最险的路。
更致命的是，我骨子里缺了他那种近乎本能的、强大的自信与决断力。那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战场统治感”，仿佛他站在那里，局势就自然向他倾斜。
而我，更多时候是审慎的，犹豫的，会反复权衡风险，会担心决策的后果，会……害怕犯错。在需要雷霆一击时，我可能还在评估风向；在需要孤注一掷时，我心底总有个声音在问“万一错了呢”。
这种性格底色，在普通部队或许能成为沉稳的优点，但在刀尖舔血、崇尚绝对主动与冒险的特战团，就成了无形的枷锁。我像一个过于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齿轮都运转到位，却偏偏缺少了那点驱动它爆发出全部能量的、野蛮的“火花”。
几年下来，我无功无过，按部就班升到了营长，带兵严谨，管理规范，挑不出大错，却也看不到任何令人眼前一亮的光彩。团里提起我，多是“顾军长的儿子，挺踏实”，后面往往跟着一个听不出意味的停顿。
我知道自己陷入了某种瓶颈，一种触及天赋天花板的无力感，和越是努力越是凸显差距的焦躁，日夜啃噬着我。我开始回避与老顾的交流，怕从他沉静的目光里看到失望，哪怕他从未说过什么。
但他还是看出来了。他那样的人，隔着电话里语气的细微变化，隔着偶尔见面时我眉宇间挥之不去的沉郁，就能将一切洞悉。
那是一个周末，我例行公事般回家吃饭。饭后，他破天荒没有立刻回书房，而是叫我一起去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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